前面说过，太平军在苏、杭间，克服一地后，也按照其传统，设立各级乡官，但在象熊万荃、钱桂仁这样的人管理地方民政的情形下，乡官必然会由地主绅士和他们的爪牙充任。

熊万荃在苏州：&ldo;令城中每门召集耆老至其馆中，举为乡官&rdo;1。

在钱桂仁的常熟是：&ldo;军帅请当地有声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旅帅卒长以地保正身伙计分当……&rdo;2。

这时，乡官的主要任务就是筹饷。

太平军的传统办法本来有所谓&ldo;进贡&rdo;，也就是勒令地主富绅交出他们的财产。

但现在担任乡官的人利用&ldo;进贡&rdo;的名义把负担分加到所有的居户身上。

关于浙江慈溪和奉化（均在咸丰十一年十月为太平军占领）的记载可以作为代表：在慈溪&ldo;勒限各乡，按都图进贡&rdo;。

进贡的多少&ldo;以村落大小，户口贫富为等差&rdo;。

完成进贡的责任就落在新设的军帅、师帅、旅帅各级乡官的身上。

&ldo;土豪猾党&rdo;都当上了乡官。

他们&ldo;各假庵寺为公馆，擅理词讼，桁杨鞭朴，严若长官。

乡曲无赖，尤复争献妇女，为进身之地。

附从益众，而勒索益酷。

&rdo;3在奉化，军帅、师帅、旅帅也都&ldo;胁令绅富充当&rdo;，&ldo;且令各村进贡。

编立门牌，一牌出番洋三元五角（原注：时番洋每元计钱一千八百文）&rdo;4。

当时，很多地方实行&ldo;编立门牌按牌出款&rdo;的办法，贫户也不能免于这种负担。

一些地方，太平军不但允许地主收租，而且支持地主们设局催租，甚至在佃户起来抗租时不去支持佃户反而保护地主的收租的权利。

咸丰十一年（1861年）管理浙江桐乡的钟良相（他的官衔是&ot;符天福&ot;）出了一个告示，其中列出的规条中有这样的几条：&ot;清朝官宦依旧报名录用，其不愿仕者，给廪禄听归林下&ot;。

&ot;被难之后，倘有房屋货物田产，准归原主识认收管，侵占者立究&ot;，&ot;住租房、种租田者，虽其产主他徙，总有归来之日。

该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ot;1。

这个太平军地方官甚至对于逃亡地主的产业和他们的封建剥削权利也要加以保护！

苏州的熊万荃宣布，仍照向例，佃户向地主交租，地主向政府交纳地丁、漕粮；还规定，地主如果逃亡，由佃户代完地粮，等地主回来后，&ldo;照租额算找&rdo;。

长洲（苏州的一部分）的官员黄某在同治元年（1862年）的布告重申熊万荃的规定，并说，有的地主收不到地租，是由于&ot;佃户畏强欺弱，亦由乡官弹压不周&ot;。

布告中声称：&ot;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许即送局比追。

倘有豪强业户，势压苦收，不顾穷佃力殚，亦许该佃户据实指名，禀报来辕，以凭提究，当以玩视民瘼治罪。

&ot;2这还算是既警告抗租的佃户，又警告压迫农民过甚的豪强地主。

对于商业，完全采取了自由政策。

虽然在战争的条件下，江南那些本来很繁荣的城市，人口减少，市面萧条，但是许多集镇上的商业更兴旺了。

值得注意是有些材料说明太平军官员和商人合作经营商业，甚至进行高利贷剥削。

例如，嘉兴城南的濮镇有一个商人和太平军合营丝绸庄，由太平军出资本，而由这商人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