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伊决定对&ldo;秘密军队组织&rdo;的某些高层阴谋分子来个杀一儆百。

他对最高军事法庭正在进行的对巴斯蒂安&iddot;蒂尼的审判结局十分放心，因为蒂尼已在被告席上直言不讳地努力说明为什么他认为夏尔&iddot;戴高乐应该死。

这一点就足够判他的死刑了。

但是还需要更多杀鸡儆猴的例子。

2　月22日，法国保安总局第二局局长致内政部长的一份备忘录的抄件到达了行动分局局长罗兰的办公桌上，内容摘要如下：我们已经查明这场颠覆运动的一名主要领导人的下落，他是前法国陆军上校安东尼&iddot;阿古。

他已逃往德国，根据我方情报局的惰报，他将在德国停留数日。

既然如此，应有可能对阿古下手，或可捉拿归案。

我方的反间谍机构曾向能于的德国反间谍当局提出合作要求，但遭到拒绝。

德国反间谍当局现同意我方人员跟踪阿古和&ldo;秘密军队组织&rdo;的其他领导人。

因此，我方的行动，凡针对阿古者，必须以最快速度周密进行，而且要求授予全权。

这项任务交给了行动分局。

1963年2　月25日，安东尼&iddot;阿古在罗马会见了其他&ldo;秘密军队组织&rdo;的领袖后回到德国的慕尼黑。

他没有直接回到乌纳特尔街的寓所，却乘坐出租汽车到伊登&iddot;沃尔夫旅馆开了一个房间，打算在这儿开个会。

他还没有到房间去，在旅馆的大厅里就遇到两个口操纯粹德语的人找他谈话。

他还以为他们是德国的便衣警察，正打算从口袋里取出他的护照。

这时，他突然感到两只手臂被紧紧夹住，他的脚离开了地面，被架到停在旅馆门口的一辆洗衣房的面包车里。

他开始抗议，却遭到了对方用法国话的一顿臭骂，一只强有力的手打在他的鼻子上，另一只手击中了他的腹部，一只手指点了他耳朵下的神经，他突然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就不省人事了。

24小时以后，巴黎凯德索菲弗街36号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电话铃响了。

一个沙哑的声音对接电话的警官说，他代表&ldo;秘密军队组织&rdo;说话，并说安东尼&iddot;阿古已经&ldo;捆绑停当&rdo;，待在这座房子后面停着的一辆面包车里。

几分钟后，面包车的门打开了，阿古跌跌撞撞地从车上下来，出现在一群惊呆了的警官面前。

阿古的眼睛被蒙住了24小时，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着才站得住。

由于鼻子出血，他的脸上沾满着血迹。

他的嘴被一个钳子夹住。

警察把钳子拿掉，有人问他：&ldo;你是安东尼&iddot;阿古上校吗？&rdo;他说：&ldo;对。

&rdo;至于阿古前一晚如何被特工人员偷运过国境，这辆汽车又如何开到警察局后院而由一个陌生人用电话通知，这只不过是他们在工作中开了个玩笑。

阿古一直被拘留到1968年才释放了。

但是有一件事是行动分局没有估计到的：他们弄掉阿古虽然使&ldo;秘密军队组织&rdo;的士气大为低落，但是却为阿古身后那位不出名的副手‐‐马尔克&iddot;罗丹上校掌握谋刺戴高乐行动的指挥权铺平了道路。

他虽然藉藉无名，却同样精明强于。

从许多方面来讲，这是一件不合算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