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装置》的乐观基调使我重新面对智能机器的时候，神经十分紧张。

我用一个与它不同的新背景，不同的新观点，写了《束手无策》，描述机器人入侵之后人类进行的顽强抵抗和遭受的悲剧性失败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个典型小镇里典型家庭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这个悲观的主题，我认为，是有效地得到了体现的：带着最美丽的愿望制造的可能最佳的机器，成了极端恐惧之源。

这种辛酸的悲观主义观点，确切地说，不是我自己的。

我很少为了表现一种主题而创作故事，因为强调主题，往往会使塑造的人物失真，描写的情节变形。

真正的主题，我觉得，似乎来自故事本身，并使故事更具有深度，更具有感染力。

坎贝尔认为：可以新创一种超机械力，使之发展成为可以控制机器人的一种能力。

对此我可不敢苟同。

根据定义，作为尽善尽美的机器人，它们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存在下去。

当故事情节在我的头中越来越鲜活的时候，人类那种心理物理能力最终却还原成了普通的物理力，因此，最终还是摆脱不了智能机器人控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消灭机器人的新努力却以新的失败告终，因为机器人这时能俘获、控制每一个人的思想，人类成了被自己制造的最佳机器人所操纵的木偶。

对这部小说的误解，部分地来自故事的结局。

为了避免与《束手无策》的结局雷同，我进行了一种文学创作中的尝试。

小说的结局，据我的观点，绝不是仅仅用&ldo;无望&rdo;两字可以概括得了的‐‐但是，我借那些经过洗脑、因机器人而感到高兴的那些人之口表达出来。

出乎意料的是，这种结局结果导致了模糊性，出现了多种解释。

没有两个评论家对小说结局的看法完全一致的。

自那以后，许多读者认为小说阴郁的基调是我的本意，但也有更多的读者认为受过洗脑的人的态度就是我自己的态度。

比如，哈罗德&iddot;l&iddot;伯杰最近发表了题为《科幻小说和新黑暗时代》的研究文章，在这篇研究反乌托邦文学的文章中，他把《束手无策》和奥韦尔的《一九八四年》放在一起，归入&ldo;最黑暗的反面乌托邦的观点&rdo;一类，这与我自己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

然而，当他开始讨论这部长篇的时候，他对我&ldo;突然转变的亲机器人态度&rdo;提出质疑：这是仅仅表现了&ldo;一个故事讲述者的精湛技巧&rdo;?还是表达了一种新的信念：&ldo;人类必须屈从于保护性技术的专制，或成为破坏性技术的牺牲品&rdo;?

其实，我对这些多种多样、甚至矛盾的反应并不是全然不高兴。

模糊性具有它自身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