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其实乡下地方的粮食状况还比较宽裕，而且我们都经验过丛林生活，就算露宿在外，也不引以为苦，所以旅行进行得颇顺利。

幸而印刷厂的老板就如同前述，作风悠哉，就算旅行的预定从十天延到二十天，他也一点儿都不会担心。

我们旅行的时候甚至连换洗衣物都没带，不过那时候每个人都很脏，我想应该是不要紧。

我在衬衫上穿着渔夫穿的那种厚实的多层绵布衣，底下则是军用长裤和军靴，怪模怪样，而且发形是从军以后就一直维持的一分头，看起来几乎就是个托钵的苦行僧。

至于老师，他穿着他一贯的宽松长裤，还有缝了许多口袋的特制背心，脖子挂了两台费了一番心血才买到的中古相机，背上背了塞着许多文件像座小山的巨大背包。

如今回想，就算是处在战后的纷乱时期，这模样也古怪透了。

即使不论外表，我想也一样古怪。

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国民都饿得皮包骨，老师却肥滋滋圆滚滚，非常引人注目。

他的体格原本就行走困难，又用那身更加妨碍行走的打扮旁徨在崎岖不平的山野中，实在醒目到了极点。

不过那个时候‐‐说那个时候，也不过是短短数年前的事‐‐我并不觉得这样哪里奇怪。

我们两个都是痴人。

不，痴这一点，老早就是如此了，而且这还是现在进行式。

可是痴人也好，聪明人也好，路上都只有我们两个，这一点实在应该多加考虑。

好的时候就好，坏的时候，真是坏到家了。

依老师的说法，我这个人固执己见，却又意志薄弱。

他说不管处在任何状况，该主张的事就是该主张，不该屈服的时候就是不该屈服，但我动不动就会迎合周遭，投机取巧。

或许真是如此，但我可完全没有投机取巧的念头。

我只是尽可能顾及周遭每一个人的感受罢了。

而且还是为了老师。

如果我不制止，老师真不晓得会冲到哪里去了。

所以要我说的话，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下，都像头山猪似地横冲直撞的老师，或许意志是很坚定，却完全不懂得评估置身的状况，又不会临机应变，是个没常识的烫手山芋。

所以只要我们一吵起架来，那真是不得了。

在城里还好，要是在山里，真会教人窒息。

不管状态再怎么险恶……我们都只有两个人。

闹翻的时候，另一个人就是全世界最教人气恼的家伙，也就是陷入与全世界最痛恨的家伙单独共处的状况。

三年前也是如此。

我真是怒不可遏。

那个时候，我们也一身奇装异服地在甲府山中阔步。

当时除了米以外，所有的食物都得靠外食券才能吃到，所以大概是五月或六月那个时节吧。

我和老师先到了甲府，参拜定额山善光寺，也就是俗称的甲斐善光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