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丝毫不敢大视自己。

我是1960年生人，那是个饿殍遍野的年代，侥幸活下来的没几个不得水肿病，父母能生下并养活我，实属奢侈，我已别无所求。

我后记里有言，1960年是鼠年，我也就非常甘愿做一个无名鼠辈。

我等鼠辈没什么创造力，生命力却跟老鼠一样非常强大。

认定自己是鼠辈，我也就大半辈子了，没有过什么远大志向。

读中学时就曾饿着肚皮却还要挑着爱国粮往粮站送，也不管那吃我等小民送的爱国粮的人爱不爱国。

那时我最大的志向是做一个生产队长，把庄稼种好，大家能有口饱饭吃。

师专毕业后回到老家教书，我的追求是做全县一流的语文老师。

接着去了县志办，我最大的愿望是修一部一流的志书。

后来进机关做秘书，有了奔仕途的机会，可我却茫茫然，不知这仕途怎么奔下去，尽管我还是从秘书做到副主任和主任。

机关里有句话，叫做群众最怕领导没爱好，领导最怕群众没追求，碰上我这没大追求的，领导也是爱莫能助啊。

好在我还有一件事情可做，就是写小说。

又认定自己就是鼠辈，也就没敢有做大作家的奢望，做个还能被读者关注的小作家足矣。

朋友说我已出版十来部作品，光长篇就有了四部，也该有点志向了，以后弄个茅盾奖什么的干干。

我说我当然也这么想，我还想弄个诺贝尔奖干干呢。

不过暗地里我并没把这奖那奖看得太神，茅盾奖里有好作品，也有不敢恭唯的东西，有些茅盾奖作品，读者其实从来就没放在眼里过。

所以重要的不是得不得茅盾大奖，而是从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入手，写好每一部小说，得到读者的认可，那也就算是小有收获了。

说大论小（自序）（3）

小人物写小说，都姓小，真是得其所哉。

读者把我看成官场小说作家，当然没错，我写的是官场和机关里的大官小员。

不过我是站在民间立场来写官员的，《官运》里的市委书记也好，《位置》的里预算处长也好，都倾注了我这小民对大权在握的官员的价值判断。

到了《心腹》，我几乎是当做自传来写了，尽管杨登科的故事并非全是我之所为。

看过这部书的读者都有同感，杨登科灵魂深处的屈辱和抗争，吾等鼠辈小民又有几人逃脱得了？人逢当世，要穿衣吃饭，要生存得像个人样，甚至出人头地，你就必须苦熬挣扎，甚至自虐。

《意图》再现了转型期大与小、强与弱的较量，这是当下社会不同力量之间的较量，是无可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