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业的情况下，台大哲学系曾经排了三小时兼任课给他，却被反对掉了。

辅仁也曾经想找他，也没成功。

这样走投无路的情形，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坚贞，为教会学校所不能容，另一方面是他的自由主义精神，曾与《自由中国》、雷震、殷海光等，在民主自由思想上同声同气，为当道及其爪牙所顾忌，才会找一教席而不可得。

正好在那时候，唐君毅先生赴台，邀他到新亚，他在晚年，乃在香港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了。

他初来港时只租一小房子，放一床及两沙发，我去看他，坐在沙发上膝盖就顶着床沿，他一样豪情万千的谈话，及后在美孚新村买了房子，太太也来了，显然有安顿下来的决心。

他刚搬去不久，发现太多从楼上丢到街道的垃圾，连女用卫生巾都有，便要我把《明报》上的专栏位置借给他一天，他写了篇短文痛斥。

过了两天，他高兴的告诉我，垃圾没有了。

从这可见出他对新居公共环境之关切，也可表现他安居于港的心情吧？

我想他在香港是快乐的，来到新亚，这里的老师和学生，都是志同道合之士，这是文化理想的安顿，能够自由地发表文章，评论时政，著书立说，这是思想、心灵和生命的安顿。

所以有人劝他回台湾，按他的学生司马文武记述，他感叹地说：“每次回台，申请签证常遇到困难，要麻烦老朋友帮忙，而且如果住在台湾，能够爱看什么书刊就看什么吗？爱怎样写就怎样写吗？有没有地方可以发表？”

但在香港却毫无窒碍。

可见他对香港的自由，是非常珍惜的。

这种自由，在看书写作之外，还有，在香港教书，他不会受到上述因信仰方面、政治方面而来的那种困扰。

此外在那时候的台湾，与雷震那样的交往，会有麻烦，但在香港，与罗孚那样的人交往，亦怡然自在。

于是，一个以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儒者，一个秉持自由主义精神的学人，在香港的自由气氛之下，乃有如鱼得水之乐，从早年办杂志，写文章，至晚年教学著书，抒发和实践其职志。

这种自由，在台湾是到八十年代后期才有的，徐先生已不及见了。

我之特别标示这一点，是要说明徐先生与香港有这样密切的关系，乃在于香港有充分的自由。

这是香港最珍贵的特质，希望永远不会失去。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九日

马国亮

梁厚甫首创怪论

读他文章的人，知道他叫梁厚甫。

老朋友则管他叫梁宽。

前者是笔名，也是别号吧。

后者才是他的原名。

又是宽，又是厚，颇有点宿儒的味道。

加上衣履修整，举止稳重，初识他的人，看他有点道貌岸然，以为他不苟言笑，不禁肃然起敬。

起敬是可以的。

以为他是岸然道貌的宿儒，就大错特错了。

梁厚甫其实是个十分风趣的人。

其所以给人错觉，因为他不是嬉皮笑脸的风趣，而是不形于色的风趣。

你问，梁先生贵庚？他会反过来先向你请教。

你说今年虚度七十了。

他就回你说他是七十一。

你说八十，他就说八十一。

总要比你大一岁。

我曾经用尽旁敲侧击的方法，才知道他是一九○八年生的。

照中国的习惯，今年应是九秩大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