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玉的画能卖钱，但他从不吝啬地给人赠画。

凡和他熟识的朋友，恐怕没有几个没有他的画的。

有一年，我和他及黄裳、王丹凤夫妇等到杭州和绍兴旅行，租了部面包车到处代步。

永玉感于司机辛劳，也赠给他一幅画。

他还未置业前，在香港他常在敦煌酒家的七楼作画。

每次他都会给我来电话，要我去看。

绘画是永玉最大的快乐，全不像我们许多搞创作的那么辛苦。

在七楼大堂的大桌上铺满了宣纸，他就在众人围观之下，手挥目送，半天之间，桌上、地上，全是他的画，而且大多数都是题赠给在场的朋友的。

有人不习惯在别人面前作画，永玉却喜欢在人前即席挥毫。

看他挥洒自如，得心应手，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有没有出过废品。

他说当然有。

往往构思后，画得不好，只好丢掉。

他还说，有人曾开玩笑，说每月给他十万元，交换的条件是将他的纸字箩拿走。

我问如果真是这样，他愿意不愿意？他说不愿意。

让别人把废品出售，等于贬低了自己作品的声誉了。

永玉胸怀坦荡，是非分明。

他无视所谓“阶级斗争为纲”

、“划清敌我界限”

等金科玉律。

五七年反右以后，当我们这些人不只门前冷落车马稀，甚至在路上遇见熟人，对方不是装作看不见就是勉强地点一下头。

六○年永玉为美术片厂作动画造型设计来上海，期间他遍访戴着右派帽子的朋友。

那时我也奉命在家闭门思过。

他却带着他的四岁的女儿黑妮到我家来，还叫黑妮跪在椅上给我画了一头黑猫。

一九七三年冬，我已被饬令退休回家。

那时右派帽子已算是摘掉了，却另戴上在“文革”

后期给我定案的“历史反革命”

的帽子。

原因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一个美国军事机关里担任过抗日宣传的编辑工作。

那时和美国是不共戴天，不管你当时你干的什么，既是美军的，就是“美蒋特务”

。

（不知为什么要加上个“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