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是蒋天佐和陈敬容的到来。

蒋天佐我不熟，只读过他翻译的《匹克威克外传》；陈敬容是诗人，在上海时我们住的不远，她还到我家来过，我当年为她的一首诗《逻辑病者的春天》刻过一幅抽象得很的木刻插图。

（这幅木刻几十年来是我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靶子，是我的包袱，一挨批评总少不了提起它；不过至今看来，事隔四十九年，我觉得这幅作品还真了得！

一个二十二岁人的手艺！

）

怎么是陈敬容跟蒋天佐一起从上海飞香港来了呢？陈敬容跟戈宝权不是好朋友的吗？她这一走，岂不叫戈宝权伤心到家？适夷先生跟戈宝权也是好朋友，他十分不高兴，他告诉我当天戈宝权跟陈敬容原是约好晚上一起吃饭的，不料却跟蒋天佐到了香港。

楼适夷却又要我帮蒋、陈找房子，说是住在加连威老道的叶以群交待下来的。

这有一层“上面”

的意思。

楼不会讲广东话；我会，我太太又是广东人，于是在隔壁为他们找到一间小楼上有阳台的房间，五十块钱一个月，但我们暗自商量好，别让村子的人帮他们挑水，要水用就自己动手！

果然，每天他们两个来来去去忙着在井边洗衣，提水，十分之勉强费力。

若果戈宝权有知，一定也觉得痛快，我们给他出了点聊胜于无的冤枉气。

从九华径出去的人大都当了官

记得蒋天佐大清早在村子随地小便，给九十岁的曾老先生碰见，要用手杖揍他，给人解劝才脱了大难。

老先生根本不管蒋天佐会是未来的中央文化部办公厅主任，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接着是杨晦先生全家。

杨住九华径最高坡上的那幢殖民地形式的屋子里，地方虽大却太潮湿。

没有办法了，他夫妇孩子太多，（三四个之多吧？）别的地方容不下。

四川的作家巴波和李霁树夫妇填补了我们中房的位置。

我原不认识他们二位，是借居在砵兰街“文协”

楼上的、木刻同行张漾兮老兄的介绍才弄到九华径来的。

巴波又牵连来解放后在国务院任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老先生。

余先生是冯玉祥将军旧部。

巴波兄跟他怎么认识的我不知原委，只知余心清以后发表在《华商报》上的连载《在蒋牢中》是巴波兄的手笔。

余心清老先生住的是一间原来堆放本村拜神祭会仪仗的小套间，满是跳蚤蚊子；余先生年纪大，身体魁梧，加上一大把花白美髯，令我们肃然起敬，于是帮他打扫地面，满屋喷射ddt，还挂蚊帐。

回北京几十年都没有想到再去看看他，何况这位局长不一定记得起曾经帮他在九华径挂蚊帐、打扫住处这些屁大的事的小伙子。

“文革”

开始后他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张小小的告辞信：

“士可杀，不可侮。”

告别了人世。

我又接来了严庆澍兄的全家，严庆澍又拉来所谓的“胡风分子”

耿庸兄和厦门大学的忘了名字的两位教授。

一座堆草用的石楼也成了居室

后来不知怎的我在江西赣南时的老朋友顾铁符兄也住进了村子。

此人从修筑飞机场到考古鉴字、自然科学无一不会，是位达芬奇式的特号奇人。

我们后来一直共同生活在北京城，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也即是说我住在“大圈圈”

，而他住“大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