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下棋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共同嗜好：游山玩水，逛古籍书店，到古董店看古书画瓷器。

白云山的蒲涧寺，观音山的五层楼，文德路的线装书、字画、古董商店，荔枝湾的画舫，财厅前的半瓯茶室……，都是好去处。

甚至为了好奇而光顾“铁板神算”

。

后来到了香港，也曾和我探访罗时宪学兄，请他表演“圆光术”

，谈论左道旁门的玩儿，津津有味。

不少人只知道钱先生讲学著书严肃的一面，却不知道他的兴趣是多姿多彩的。

钱先生亦工于书法，笔力刚劲浑厚，起笔尖锐，自成一格，大字小字，一笔不苟，他治学态度谨严，写字也如此。

广州解放前，钱先生又避地香港。

大约在五十年代初，与唐君毅、张丕介创办新亚书院，校舍曾经三迁，早期在炮仗街和桂林街，最后在农甫道。

初期学生很少，因为语言隔阂，只有能听能讲普通话的学生才会就读，而香港却是以广东话为母语的，因此，钱先生希望我能抽空来帮忙。

那时候我在培正中学教书，聘约规定不能兼职，只好作罢。

我没有听过钱先生的课。

有一次，我到桂林街新亚书院探访他，他恰在上课，唐先生招呼我到会客厅闲谈等候。

客厅和课室只是一墙之隔，听到那边语声琅琅，抑扬顿挫，滔滔不绝。

唐先生说，他一讲就两小时，快下课了。

不久他从课室走出来，拍拍长袍袖上的粉笔灰，两手空空，什么东西都没有，原来他讲课是不用讲义的。

这件偶然碰见的小事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亚书院搬到农甫道的年代，阵容已经相当壮大，学系增加了，学生人数激增，俨然成为一所大学的文学院。

当年中学毕业生越来越多，而高等学府只有香港大学，门禁森严，不容易进去，要在本地深造，只能投考新亚、崇基、联合、浸会等书院。

新亚以文史科为主干，在钱先生的盛名号召之下，攻读文史的学生特别多，是理所当然的。

他的新亚弟子，后来不少人也是我在罗富国师范学院和港大中文系时的学生，谈起钱先生，无不以及门为荣。

香港中文大学于一九六三年成立，包括新亚、崇基、联合三个书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在筹备期间，钱先生不大愿意参加，因为一入“壳中”

，便事事不由自主，尤其有违发扬中国文化事业的初衷。

但在这个现实社会，办学如果没有政府资助，是难以支持的。

还有教授讲师们的待遇问题，一登龙门便“薪”

价十倍，于是钱先生终于“俯顺群情”

了。

他在中文大学似乎不很愉快，新亚书院院长的任期也不长，跟高层人员相处也不融洽，也许由于西风还在压倒东风吧。

他血压偏高，一动气就急遽上升，开会之后往往要马上看医生。

在这种情况下，过不了几年就干脆退休了。

他退休后，我们往来又多起来，不少学府秘辛、儒林外史都为谈柄，涉及的人物多是我相识的，虽然已归道山，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