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在柏林，我碰到周恩来[现在是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别的同志们。

我终于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

我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间到达柏林，那时年纪三十六岁左右。

我一找到共产党，当场立刻加入，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间的事。

&ldo;我在柏林住了一年，学习德文，然后到哥丁根进了一所大学，修了两学期社会科学‐‐一半是掩护我继续呆在德国。

我在德国的时期内，经常做党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我们在柏林组织了一个国民党支部。

中国青年党是国家主义的政党，当时学生分裂成两个阵营。

我同时主编一个油印的《政治周报》。

后来在中国组织第三党的邓演达当时也在那里。

我出席世界学生大会，在一九二五年，因与臧戈夫案件有关，被德国宪警拘捕，臧戈夫是保加利亚的一个反动派，有人在一个大教堂里要炸他。

许多人因而被捕，共三十名，内有三、四个中国人。

这是我第一次被人逮捕，不过只有二十八小时。

一九二五年，我在柏林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那是为了参加共产党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召开的大会。

这第二次被捕的结果只拘留了三十小时。

所以我为革命坐牢的纪录恐怕并不怎样惊人‐‐一共不过五十八小时。

那时候，我跟许多在德国的印度人一同工作。

许多国家的学生出席学生大会，我结识不少朋友。

我终于由于这些活动而被逐出德国，我遂环游欧洲，到了苏联，到一九二六年才回国。

&ldo;回国后，我从上海到汉口，再到四川万县。

党命令我去领导四川的军事运动，到杨森的军队里做宣传鼓动工作，因为杨森是我的好朋友。

这些军队是吴佩孚的旧部，杨森是吴佩孚所任命的，他们反对国民党的北伐。

然而我终于把他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

我当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兼任国民党党代表，或称政委，但未担任军职。

一九二七年，因杨森态度依旧动摇不定，他的军队表面上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实际上依然跟北方的敌人有联络，湖南的唐生智奉令率领国民党军队去打杨森。

我在这时离开万县，到了江西。

&ldo;一九二七年一月间，我加入南昌朱培德的军队，被任命为南昌军校校长，兼南昌公安局长，这两个职位我一直担任到南昌八一起义。

我参加组织这次起义，它是在我这个公安局长保护下策划的。

起义后我被选举为起事中组成的新九军副军长，该军约有三千人。

国民党第十一军、第四军和第二十军也参加了起义。

&ldo;当时，我跟周恩来、贺龙、张国焘、刘伯承、林伯渠、林彪、徐特立、叶挺等革命同志们一同工作。

毛泽东那时不在南昌，我到后来才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