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发布会之前，我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多次修改这项法案，以期尽善尽美。

前后数个版本均在国会成员中传阅，并获得了参众两院的广泛支持，眼看即将通过。

因此，当布雷克向记者们介绍这项法案时，我非常骄傲地站在他身后聆听。

这时，某个疯子‐‐确切地说，刚好是这项法案中禁止持枪的那类人‐‐突然在发布会上开枪了。

他开了八枪警察才制伏他。

布雷克奇迹般地没有中枪。

其中七发子弹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弹到了德克森参议院大楼[5]的台阶上。

还有一发子弹射进了我的右胸。

后来，医生告诉我，我非常幸运：这一发子弹斜着射进来，在我的肋骨上反弹了一下，便从身体右侧的腋窝射出去了。

假如这颗子弹是直着打进来的，那情况就非常不妙了。

更有甚者，假如子弹从右胸进来，却被反弹向左胸，横着贯穿我的身体，那我肯定已经死了。

这发子弹带走了我的一大块皮肉，也带走了我那些关于永垂不朽的幻想。

面对死亡，你会重新考虑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虽然这话已是老生常谈，但却千真万确。

这发子弹给我带来的影响，远远不止一道伤疤那么简单。

当然，这次意外也又一次印证了我父亲的话。

他生前曾对我说过，临终之时，没有人会后悔自己在工作上花的时间不够。

相反，人人都希望自己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

出事的时候，双胞胎刚刚过了一岁生日。

躺在手术室的刺眼灯光下，我发现这一年就像一层朦胧的迷雾。

我没有陪伴刚出生的孩子，而是把时间都花在了每天十四个小时的工作上。

没错，如果子弹往另一个方向反弹，我的孩子就会永远地失去父亲。

但是，在这发子弹到来之前，我早已不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了。

我知道，如果我继续留在富兰克林议员的身边工作，那么情况不会有任何改善。

所以，我告诉艾莉森，我打算辞职了。

讲这话时，我刚刚结束手术，身上的麻醉还没有完全消失。

艾莉森听了，当场喜极而泣。

两天后，我在医院的病床上向富兰克林议员递交了手写的辞呈，他非常大度地接受了。

我想，这可能是由于他内心有愧：他知道那些子弹的目标其实是他。

而且，他还是爱玛的教父。

在这种情况下，他尊重了我的意见，觉得这样做对我和我的家庭都好。

其实，让我出任法官一职，也是他的主意。

当时，弗吉尼亚州东部地区的联邦法庭正好有一席法官之位空缺，就在诺福克市。

但是，毫不夸张地说，我实在是个非典型的候选人。

要说议员手下的工作人员出任联邦法官，那真是前所未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