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邓在网上的所谓反映中均留下了我的电话和传呼，以致许多不明真相的网民纷纷来电对我大加指责和咒骂，令我有口难言。

为了保全这些网上的证据，我于2002年7月特意前往北京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以便更好地保存证据。

其实，早在1999年秋，邓世祥就利用在北京学习之机，开始对我进行恶毒攻击，四处诬陷我&ldo;是间谍，现潜伏在京，企图窃取国家领导人在&lso;国庆50周年&rso;检阅三军的重要情报&rdo;。

2001年初，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一年新闻返回广州的邓世祥以&ldo;邓子龙&rdo;和&ldo;保罗&rdo;的化名混入《新快报》。

2001年3月，当有关媒体披露其丑恶行径后，广东省委宣传部纪检部门及《羊城晚报》又一次将之除名。

随后，神通广大的邓世祥又以欺骗手段化名为&ldo;邓子龙&rdo;进入了另外一家《信息时报》。

他一边继续大摇大摆地在广州做着记者，一边利用该报的传真和电话，借以南方某日报社办和保卫科的名义继续对我进行诬陷。

甚至只要他发现有关报刊登有署名我的文章，他都会追踪寄信诬告。

见多次&ldo;投诉&rdo;无人理睬，2001年4月16日，邓以侵犯其名誉权为名，将《深圳法制报》两位文章作者以及该文责编一并推上法庭，并狮子大开口地要求同赔偿其巨额损失100万元。

当我接到他的那份洋洋近万言的民事诉讼状时，令我又一次目瞪口呆的是，邓世祥这次竟然在致广州花都区人民法院的起诉状和附件中，又一次颠倒黑白，胡编乱造，有恃无恐地制作假证，并对我进行攻击和诽谤。

面对邓世祥的狂妄和有恃无恐，我意识到，我再也不能这样沉默下去了！

如果我再沉默，只会更加助长邓的嚣张气焰。

我决定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用法律来严惩这个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的同行！

我决定采取刑事自诉的方式将他推上法庭，不但要求司法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且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就在我向北京朝阳法院递交自诉状不久，邓也以我和《深圳法制报》侵犯名誉权为由向花都区法院提起诉讼。

我在进行答辩准备的同时，决定对邓世祥进行反诉。

2001年6月30日，我从北京供职的一家报纸辞职，决定南下与邓打这场官司。

在开庭前几天，邓世祥还让人在电话里公然威胁我：你是广东公安通缉的重大在逃犯，警方正在四处找你，广州某某部门早在三年前就要抓你！

如果敢出庭，警方会当场抓你！

11月15日开庭这天，我不但从北京特意赶到广州出庭，而且作为重要证人的陈良琴也出庭为我作证了！

开庭前的十多分钟，我终于又见到了邓。

只见他背着一只很讲究的采访包，与他的代理律师、南方日报法律部主任刘祥武昂首阔步地跨入法庭。

从1999年7月，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邓，谁也没想到，我们的相见竟是在法庭上。

我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不由朝近在咫尺的这位特殊对手看了看，这位我昔日的同事，我曾经一起历经过生死的朋友，在长达两年多时间内四处对我进行肆意诬蔑，曾经多次企图置我于死地。

只见他上身穿着一件深色衬衫，外罩一件黑色的保暖背心，下身穿一条灰色仔裤，脚蹬一双擦得油光雪亮的黑色皮鞋。

他除了脸上有少许的忧愁外，脸色还是像往常一样白皙，脸型还是像以前一样圆乎而富态。

他的怨恨的目光透过厚厚的近视眼镜，向我睨了一眼，见我正盯着他，赶紧避开了我直视的目光。

8时30分，法庭准时开庭了。

审判长张文益和两位女法官及一位女性书记员分别进入法庭就坐。

由于原告和被告都是新闻记者，同时在旁听席上参加旁听的公民中，大都也是来自新闻单位。

进入法庭时，一位法警对每一个入庭的人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查，不让带相机、录音机和摄像机等。

紧靠被告席的，是特地从深圳赶来的《深圳法制报》的七八位同仁；靠原告那边的，是邓特意带过来的几名记者，除了一个叫王道春的记者我认识外，其余的都是陌生面孔，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