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余如孙的想法跟张如意一样，无非是要利用汪红蓼母子，通过某种手段去行刺蒙古皇子阔端，虽已有汪世显的前车之鉴，但这次涉及的可是阔端的亲生孩子，对方不可能不上当。

然余玠认为纵然行刺阔端成功的把握相当大，但目下执掌蒙古朝政大权的是拖雷之子蒙哥，蒙哥正逐步铲除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宗王的势力，属于窝阔台系的阔端已然失势，而漠南汉地事务是蒙古经营的重点，蒙哥很可能想将阔端手中的权力收回，转交给自己的亲弟弟忽必烈掌管，如果刺杀阔端，反而是帮了蒙哥一个大忙。

与其行刺阔端，倒不如利用其困境游说他归附大宋。

既然阔端对汪红蓼母子念念不忘，只要能事先争取到汪红蓼的支持，便有很大的成功机会。

即使不能说服阔端投降南宋，亦可以在其中离间挑拨，促使本已猜忌阔端的蒙哥对其下手。

如此，最理想的状况，阔端率部内附大宋，西川、秦巩及河西之地不战而归大宋所有。

这可是旷世伟业，即使是当年宋太祖、宋太宗在世，也未能拥有河西之地;最差的情况，阔端不肯内附大宋，也足以令蒙哥对其心生疑忌，痛下杀手予以铲除，与宋方派刺客行刺无异不说，还极有可能导致蒙古再度爆发内讧。

余玠考虑成熟后，即派爱子余如孙来执行此事。

因余如孙是蜀帅之子，不便出面，遂以合州知州余大成的名义与安氏夫妇通信。

余大成与前蜀帅安丙之弟安焕是亲戚，论辈分是安乙仲的表兄，他以个人名义给安氏夫妇写信，当然最合适不过。

但事情远远不如想象中顺利。

送信人到达大理后，还未开口，便被汪红蓼当面拒绝。

汪红蓼称已遁世多年，再也不想卷入世间纷争，大宋也好，大金也好，蒙古也好，都跟他们全家人没有半分干系。

安乙仲唯妻子之命是从，始终一言不发。

送信人分外尴尬，只得将信留下，悻悻离去。

汪红蓼本想将信撕掉，还是安乙仲阻止，称既是以家信的名义寄来，还是看一看为好。

余大成在信中谈了许多旧事，尤其列举了安乙仲所熟识的诸多朋友亲眷被蒙古阔端及汪氏杀害的惨状，称只要天下一家，再大的仇恨也可以放下。

又称阔端及汪氏正被大汗蒙哥猜忌，朝不保夕，若是汪红蓼肯出面游说阔端及窝阔台系宗王内附大宋，那么不但可以自保，还可以继续在河西之地称王。

但因顾及安乙仲的面子，信中丝毫未提汪红蓼与阔端育有一子之事。

安乙仲读信后未做任何表示，只将信收藏在书房中。

不久，余大成三批信使相继到来，均被安氏夫妇拒之门外。

余玠事先已预料到此节，早有对策，指令一直在暗中监视安氏夫妇的余如孙设法绑架了其长子安允，并留下书信，公然邀请安氏夫妇赴钓鱼城做客，顺便与儿子安允相聚。

按照余玠的设想，即使汪红蓼不肯就范，但擒获阔端之子，是个与对方谈判的有利棋子。

不想安允倔强异常，途中几次逃走，虽又被捉回，却惹来不小的动静，险些被大理军发现。

余如孙只得用重铐将其手脚锁住，禁锢在铁笼中，用货车将其辗转运回宋境。

安允被秘密押送到合州后，先是监禁在城外的一艘大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