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和亚历山大时期开展的科学进程曾一度中断。

日耳曼野蛮民族的袭击、蒙古民族的西侵、宗教改革的震动以及大瘟疫都给政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当文明从冲突和混乱中重新恢复过来时，奴隶制已不能作为经济生活的基础了。

第一批造纸厂的建立通过印刷品为收集信息、加强合作提供了新的媒介。

渐渐地，在各处，对知识的研究和系统的科学进程又重新恢复。

这样，十六世纪以后，作为系统思考的必然产生的副产品，不断出现大量的发明创造，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他们都往往加强了活动的范围，加大了互相的利益或伤害，加强了合作，并且这些来得越来越快。

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对这一切做好准备，直到20世纪初的大灾难加快了人们的思想之前，历史学家们几乎找不到为应付在不断发展的发明浪潮的影响下产生的新情况而做出的有才智、有计划的尝试。

最近四个世纪的人类历史就好像是一个被监禁的熟睡者，当囚禁和庇护他的监狱着火时只是笨拙不安的动一动，根本不会醒来，而是将火的劈啪声和温暖混入到原来混乱的梦境中，不像是一个清醒者能够意识到危险和机会。

正因为历史并不是个人生活的历史，而是关于全社会生活的记载，因此，那些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发明必然是影响人类交往的发明。

在十六世纪出现的新事物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印刷品以及应用罗盘的适于航海和远洋航行的船只的出现。

前者普及、扩展并改革了教育、公共信息、讨论以及政治活动的基本组织。

后者使整个世界联为一体。

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枪炮和火药的使用和改进，这最初是十三世纪由蒙古人带到西方的。

它破坏了城堡中的贵族和有围墙的城市的实际上的豁免权。

枪炮将封建制度一扫而空。

君士坦丁堡被炮火攻陷，墨西哥和秘鲁也是在西班牙炮火下屈服的。

17世纪，系统的科学出版物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并不显著但却是富有意义的创新。

在这伟大的进步过程的领导者中，成就显著的是在维鲁拉姆大法官之后的英国大法官弗朗西斯&iddot;培根（1561－1626年）。

他是另外一位英国人、卡切斯特的实验哲学家吉尔伯特（1540－1603）的学生，并可能是他的代言人。

这一位培根和他前一位培根一样，鼓吹观察和实验，在他的乌托邦式的故事《新大西洋》中，他以令人鼓舞的丰富的形式，表达了他献身科学的理想。

不久成立了伦敦皇家学会和佛罗伦萨学会，其他奖励研究、出版、知识进步的国家团体也相继成立。

这些欧洲的科学团体不仅成为无数发明的源泉，而且成为猛烈抨击几个世纪以来统治和摧残人类思想的荒诞哲学思想的中心。

尽管17、18世纪并没有出现像印刷品和航海船只这样的能迅速改变人类生活状况的发明，但是稳定的知识和科学能力的积累在十九世纪结出硕果。

对世界的探索和地图的绘制仍在继续。

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地图上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