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击中了要害，父亲果然没有勇气出去了，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终于驯顺地跟着母亲走进了卧室。

卧室门窗紧闭，拉上了红色的窗帘，父母的身影一高一矮，都泛出一种腥红色的光晕，在灯光下晃动。

大家心照不宣，这个生活作风问题，应该是关门审理的，他们采取了严密的措施提防我，他们越是提防我，我偷听的热情就越是高涨。

事关人的下半射n，好多事是难以启齿的，父亲做那些事很大胆，说这些事却很害羞，问深了，问细了，他招架不住，开始躲避，他尝试用闪烁其词避重就轻的方法回答母亲的问题，这都被母亲看做消极对抗，她控制不住自己，就把家里的卧室当成了公审大会的现场，有一次我清楚地听见母亲高亢愤怒的声音传到了窗外，余音袅袅，飘荡在夜空中，库文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其实他们越是吵闹，我越是不在乎，他们越是安静，我越是害怕。

那天夜里房间里突然一片死寂，我什么也听不见了，那片死寂让我恐惧。

我爬上了院子里的大枣树，视线轻易地穿过了房间的气窗。

我看见灯光下的父亲和母亲，母亲拿着她的工作手册，坐在梳妆台边，满面是泪，而我的父亲，正像一条狗似的跪在母亲的脚下，他在褪他的裤子，他又在褪裤子了。

他撅着屁股，向我母亲展示着光荣的鱼形胎记，我看见父亲苍白的干瘪的臀部，在暗红的灯光下闪烁着尖锐的光，母亲扭过脸去，她在哭，她哭得喘不过气来了。

父亲很固执，裤子一直褪到膝盖下，他开始在地上爬，母亲的脸转到哪里，他就往哪里爬，突然，他一把抓住了母亲的脚，嘴里吼叫起来，快看我呀，你以前喜欢看的，现在为什么不能再看一眼？看我的胎记，我是邓少香的儿子，是真的！

看啊，看清楚，一条鱼呀！

我是邓少香的儿子，你别急着跟我决裂，决裂也别离婚，离了婚，你以后会后悔的！

一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的眼泪，说不清楚是为父亲而流，还是为母亲而流。

我说不清楚，我的眼泪是对他们的怜悯之泪，还是恐惧之泪，是伤心过度，还是惊吓过度。

我从大枣树上下来，看了看我的家，看了看头顶上暗蓝色的夜空，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天空就止住了眼泪，我抹干了眼泪，对着天空，恶狠狠地说，离婚就离婚，反正都是空屁！

他们的离婚算是顺利的。

有一天早晨我开门出去，看见我家门上贴了一张大红喜报，不知道是什么人张贴的，热烈欢迎库文轩同志到向阳船队安家落户。

落款是向阳船队全体船民。

早晨来了喜报，下午我父母亲就离婚了。

我是他们唯一的问题。

跟父亲就去向阳船队，跟母亲就留在油坊镇上，我又想去船上，又怕离开岸上，我对父亲说，我半年在船上跟着你，半年在岸上跟着她，行吗？我父亲说，我这儿行，去问你妈妈，她那里恐怕不行。

我去问我母亲，母亲恼怒地对我喊道，不行，有我没他，有他没我，上梁不正下梁歪，他这种人教育过的孩子，让我怎么教育？

不选不行，两堆不幸的礼物摆在我面前，一堆是父亲和船，一堆是母亲和岸，我只能选一样，我必须选一样。

我选择了父亲。

如今船民们偶尔还会谈起我当年的选择，他们絮叨地假设东亮如果跟着乔丽敏，他会怎样怎样，库文轩会怎样怎样，乔丽敏又会如何如何，我不听，这假设没有意义，假设都是空屁。

就像水跟着水流逝，糙连着糙生长，其实不是选择，是命运，正如我父亲的命运，与一个女烈士邓少香有关，我的命运，注定与父亲有关。

是腊月里的事，街上天寒地冻，空气里提前飘荡着为春节熬猪油的香气，油坊镇上家家户户忙着准备过年，我们家不过年。

我在油坊镇上的家要消失了，怎么过年呢？我们去船上，母亲也要搬家。

我不知道母亲搬家为什么那么仓促，就像急于离开坟墓一样，她手忙脚乱，不停地催促她请来的两个码头工人，快点，请你们快点。

结果她把一只花布包扔在我的床上了，我随手一翻，从花布包里翻出了那本工作手册。

母亲用画报纸为工作手册制作了一个封套，乍一看，工作手册就像一本隆重出版的书籍，封面是《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大半个红润的脸，封底可见李铁梅的一只手，举了一盏完整的红灯。

母亲搬家的时候父亲躲在茅房里，我只有很短的时间思考，怎么处置这个特殊的本子，结果我做了一个最大胆的决定，不上交父亲，也不归还母亲，我把那本工作手册藏在了我的被褥下面。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是由于母亲的疏忽，还是故意的安排，也许离婚终结了一切恩怨，她想把父亲的罪证交给他自己处理吧？我不清楚，也不敢问。

我不知道我是为谁隐藏这个本子，是为了父亲，还是为了母亲，也许是为我自己？这个不可声张的秘密，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