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正是美国社会多民族的和例外的特性，使美国易于推广其霸权，而又能使这种霸权看起来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国家的霸权。

比如，如果中国寻求全球性的首要地位，那么，它的这种努力不可避免地会被别国看作是试图强制推行一种一个国家的霸权。

简单地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这就给寻求任何基本上是一国的全球霸权设置了额外的和重要的障碍。

相应地，一旦美国的领导作用开始减弱，美国目前的全球性首要地位似乎也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国家单独重新获得。

这样，未来的关键问题是：&ldo;美国的全球性首要地位将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持久遗产？&rdo;

答案部分地取决于这种首要地位会保持多久，以及美国将以多大的力量来塑造一个将来能更正式地固定下来的主要大国的伙伴关系框架。

实际上，由于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原因，美国建设性地利用其全球性力量的历史机遇可能被证明是相对短暂的。

真正的平民主义的民主从来还没有在国际上取得过主导地位。

对实力的追求，特别是运用这种实力所要求的经济代价和人的牺牲，总的来说与民主的本性是不相符的。

民主化有利于防止国家被动员起来追求帝国野心。

的确，有关未来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很可能在于美国是否会成为第一个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运用其实力的超级大国。

它是否有可能变为一个软弱无能的全球性大国？民意调查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13％）赞成&ldo;美国作为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继续担任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领袖&rdo;。

压倒多数的美国人（74％）都赞同&ldo;美国在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中做自己公平的一份&rdo;。

《一个正在出现的共识‐‐对美国公众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态度的研究》（科利奇帕克：马里兰大学国际和安全问题研究中心，1996年7月）。

值得注意且与前面所述并无不同的是，该中心1997年初所做的研究（主要调查人是史蒂芬。

卡尔）也显示一个相当大的多数支持北约东扩（62％支持，其中27％强烈支持；只有29％反对，其中14％强烈反对）。

而且，随着美国日益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除非面临真正大规模和被广泛认为是直接的外来威胁，在美国国内就对外政策问题达成共识将远为更加困难。

这样的共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在冷战期间是普遍存在的。

然而，这种共识不仅植根于公众普遍深信并认为正受到威胁的民主价值观中，而且源于同作为敌对性极权主义受害者的绝大多数欧洲人在文化和种族上的亲近感。

由于缺乏一个类似的外来挑战，如果美国的对外政策不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根本信仰或广泛存在的文化－种族方面的同情心，如果这种政策还需要长期的有时是代价高昂的帝国性介入，那么，美国社会就更难就对外政策达成一致。

关于美国在冷战中历史性胜利的影响，也许有两种极端不同的观点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有理由大幅度减少在全球的介入，而不考虑这对美全球地位造成的影响。

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行真正的国际多边主义的时候已经到来，美国甚至应该为此放弃它的某些主权。

这两种极端看法都拥有各自拥护者的忠实支持。

更广泛地讲，美国文化上的变化也可能与其在国外持续行使真正的帝国性力量不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