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讲，不管怎么说，何毕竟是亲日派、讨伐派，是反对西安事变的，也是反共的。

是的，笔者也并不否认这一点，更不是要为你开脱，而是从实际出发，希望薄重事实，尊重历史，以利于西安事变历史的研究。

至于赞同&ldo;取而代之&rdo;说，甚至写进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是可以商榷，可以探讨的，笔者把这些看法摆出来，无非是想向读者提供一些有关西安事变学术研究的信息，以期引起读者对历史问题的兴趣而已。

至于与讨伐派的主张相对立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另一个派别中的代表人物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活动，前面已经约略提到，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不管其动机如何（这与张、杨二将军光明磊落的情怀显然是不相同的），他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也就是说，由于他们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对讨伐派起了抑制作用，缓和了南京与西安的矛盾，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尤其是宋美龄，更为积极、坚定，如当南京16日下达讨伐令后，她曾断然表示：&ldo;如打时，即飞往西安，同介石同死。

&rdo;她还奔走呼号，对求战心切的南京军校学生讲演，要求军校学生&ldo;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rdo;，要他们&ldo;遇事镇定，勿尚感情&rdo;，强调&ldo;谈判之途径，自当勿令壅塞&rdo;。

后又亲往西安进行谈判，竭力劝蒋让步，终于使蒋态度有了转变，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步伐加快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虽然是多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张、杨二将军的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的调停，周恩来等同志艰苦卓绝的工作，强大的群众舆论的影响等，但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南京和西安等地的积极活动，对事变的和平解决的促进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曾分别致电或派出专人与各地实力派联系，寻求支持。

当时各地方军阀因为惧怕如果蒋介石不倒台会进行报复的，所以多数持观望态度，不敢明确表示支持张、杨。

但也有支持正义、态度较为明朗，&ldo;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rdo;而明确表示支持的，这便是两广。

程思远先生说：

十三日，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的名义，以&ldo;元电&rdo;询李、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李、白即以&ldo;寒电&rdo;复孔祥熙云：&ldo;汉卿痛心乡邦，激于义愤，发为行动，情有可原，盼审时度势，遵循政治途径解决，并团结全国力量，一致抗日。

&rdo;

当时李济深在梧州，特电国民党中央，主张号召全国一致对外。

后闻南京亲日派策动任命何应饮为&ldo;讨逆军总司令&rdo;，李又进一步表示反对讨伐张、杨。

……

一九三七年初，蒋介石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又扣留张学良，并调大军进逼陕西，显有以武力解决张、杨所部的企图。

一月五日，张、杨两部将领联名电责蒋介石，表示坚决抵抗，于是局势又复紧张。

一月十二日，东北军与中央军在渭南北岸发生冲突，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李宗仁又获悉蒋介石的中央军有可能在一月十五、十六日向陕南发动总攻之势。

消息传来，深为忧虑，于是急与四川军阀刘湘联系……一月十五日，由刘湘领衔（原作者注：《民国大事旧志》只提&ldo;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请入陕中央部队停止前进，盼蒋委员长领导抗战&rdo;，而未提到刘湘领衔之事），李、白联名，通电全国，表示对陕不能用兵，应和平解决。

10

四川是西安的近邻，川康绥靖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是当时四川最有势力的实权派代表人物。

他因对蒋介石1934年派参谋团入川插手川政不满，与南京国民政府是有矛盾的。

但对西安，特别是张学良则是友好的，早在张学良调到西安之初，他们就常往来，双方不但在抗日等问题上认识比较一致，在其他方面也有一些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