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已有同志提出不同的观点。

认为&ldo;保使蒋介石联共抗日，是从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张学良一直奉行的方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张学良的决策，不是来自别人的说服。

&rdo;4并认为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不仅主张明确，而且是发挥了主导作用的。

根据张学良12月13日对总部全体职员所说的&ldo;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

&rdo;&ldo;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促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

&rdo;&ldo;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张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rdo;

这些大义凛然的讲话，可看出他的&ldo;为国为民，光明磊落之心&rdo;。

&ldo;在事变的布置中，张学良作了严格交待，命令其不准伤害，并绝对保障蒋的安全。

当刘多荃打电话说蒋介石不见了时，张、杨非常着急。

张学良对两军文武官员说：&lso;若找不到他，我便将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

若再引起内战，那我张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

&rso;由此可见，张学良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确保蒋的安全，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内战的爆发，以达到和平解决事变。

&ldo;在事变后，张、杨立即通电全国，敞开和谈的大门，指出事变之目的，是对蒋&lso;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rso;，使他接受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

在通电外，张学良又另电南京中央要人及亲英、美派孔祥熙等人，示意其对事变予以调解之助，孔祥熙对张电作了这样的理解：&lso;张、杨既于通电之外，复对余及中央诸同志各有私电，是明予吾人以谈判之机。

&rso;可见这些电报使南京亲英、美派要人，对事变目的和处理事变的愿望有了一定的了解，为和平解决事变增加了有利因素。

为了稳定国内秩序，避免混乱，张学良还专电宋子文，指出&lso;上海系全国金融枢纽，未容紊乱。

&rso;……&ldo;尽管蒋介石已身处张、杨囹圄之中，成为他们的阶下囚，但张学良还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部下的礼节，不厌其烦向蒋再度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恭候其省悟，盼其纳谏，蒋介石虽顽固不化，但由于张学良的至诚行为，无害他之意，求和平解决之心，对他最终产生了一定影响。

因此，蒋在十七日致何应钦停战手谕中写道：&lso;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

&rso;蒋的停战令暂时制止了南京的军事进攻。

张、杨为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初步取得了一些进展。

&ldo;在解决事变的过程中，张、杨既听取其他政治势力的建议，同时又保持其独立自主的决定权，即使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也并非一切就言听计从。

这表现在事变后，孔祥熙企图通过阎锡山把蒋介石移往太原，中共中央在12月21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说：&lso;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