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信中谈到出土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问题时说：&ldo;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

&rdo;&ldo;（李济）所说&lso;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rso;真是不错。

&rdo;梁启超再次建议儿子回国后&ldo;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rdo;。

又说，&ldo;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跟着李济整理那76箱器物，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

&rdo;酣畅淋漓的翰墨，透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舔犊之情与殷切期望。

按梁启超的打算，他还想让梁思永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洲深造几年，那时再回国于田野考古这门学科上一试身手，定会创造一番伟业。

梁思永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于1927年7月回国。

令人扼腕的是，此时的国学研究院&ldo;四大导师&rdo;之一王国维已钻入湖底，命赴黄泉，李济的田野发掘计划也成为泡影。

王国维在清华大学执教的两年中，尽管生活趋于平静，学问越发精进，但仍&ldo;时时以津园为念&rdo;，每年春节都要去天津觐见早已逊位的&ldo;皇上&rdo;，常为&ldo;有君无臣&rdo;而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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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5月间，听说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将北渡黄河，扫荡华北，入主京师。

又听说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等一代名儒为北伐军或农民协会的人抓起来砍了头，王氏甚为恐惧，认为北伐成功之后，自己也不会被国民党所容，乃于惊恐中常与吴宓、陈寅恪等朋友密谋应变之策。

期间有人劝其避居国外，但王大师总踌躇不定，只是经常深夜枯坐居室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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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至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过后，下午举行&ldo;师生叙别会&rdo;。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李济、梅贻琦等在座，师生畅谈别情。

据当时在场的研究生柏生回忆说：&ldo;座中（王国维）先生为吾侪言蒙古杂事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

&rdo;宴席将散，梁启超起立致辞，历述同学们之研究成绩，并谓：&ldo;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

&rdo;

[62]众皆聆听，王国维亦点头表示同意此说。

宴毕，王国维与众师生作别如平时，尔后随陈寅恪至南院陈宅，二人畅谈至傍晚。

是日晚，王氏在自家宅中会见谢国桢等同学，依旧是谈笑和怡。

6月2日晨，王国维餐毕，八时至研究院办公，料理事务如常，并与同仁谈及下学期招生事宜。

随后离奇地向事务员侯厚培借了五元钱，独自悄无声息地走出清华园，在校西门雇一辆洋车径赴三里地的颐和园，花六角钱买了一张门票，嘱车夫在原地等候，约十时左右独自向园内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