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史家商承祚认为王国维妻妾有外遇，王氏不愿受辱而一死之说。

此说由于为尊者讳之故，罕有见于文字者。

罗振玉之孙罗继祖主编《王国维之死》一书，所引商承祚之说语焉不详，只有&ldo;中冓不可道&rdo;一句，罗继祖理解为亲戚之间的矛盾，似不附合商氏本意。

常任侠1940年1月12日日记载：&ldo;晨，商锡永（南按：即商承祚）来，留其在舍午餐，杂谈男女琐事，商云王静安以妇有外遇，故愤而自杀，未知信否也。

&rdo;（《战云纪事》，常任侠著，海天出版社1999年出版，232页。

）

后世有研究者认为，溥仪只是道听途说，任意捏造事实，卖画之事纯系子虚乌有，罗振玉&ldo;逼债&rdo;说难一成立，商承祚&ldo;妻妾受辱&rdo;说也不大靠得住。

从王国维遗书上的&ldo;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rdo;十六字可以看出，他的死正如陈寅恪所说&ldo;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rdo;。

陈氏之&ldo;殉文化&rdo;说，与梁启超之论王国维死因相接近，因而陈氏之说最为接近本真，亦多为后世研究者赞同。

[67]《寒柳堂集》，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68]《罗雪堂先生致陈寅恪书》，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4月。

[69]碑文见陈寅恪著《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关于为王国维立纪念碑情形，有一插曲。

据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就读的研究生戴家祥回忆：王国维跳湖自尽后，1928年初冬研究院同学会更选，最后选出宋玉嘉为会长，吴其昌副之，戴家祥为文书，姚名达任会计，然后决定为王国维立碑纪念。

为此，梁启超捐资五百元，陈寅恪二百元，马衡（南按：字叔平，当时被聘为研究院讲师）一百元，新任校长严鹤龄二十元（南按：曹云祥已辞职，被师生逐出校园），李济二十元等等，大多数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都捐了款，共得银3000元。

碑由陈寅恪撰文，马衡书丹，梁思成设计，于1929年夏竖立于清华园工字厅东南土坡之下，前书&ldo;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rdo;，背为陈氏撰文。

当时&ldo;只有赵元任和助教杨某（赵师母的内侄）一文不名（南按：即杨时逢），他们是另有看法的。

&rdo;（《致李光谟》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赵对王国维有何看法或成见，戴家祥未明言，但从当时的情形看，&ldo;老实得像根火腿&rdo;的王国维并未参加清华派系斗争，平时亦不好自命不凡，盛气凌人，究竟何时何地与赵产生过节，或许如吴宓所言之情形？1928年3月23日，吴宓日记载：&ldo;戴家祥、姚名达持捐册来，欲强宓捐助研究院学生为王静安先生立纪念碑经费。

且谓宓昔为研究院职员，义当捐助云云。

宓极不赞成此举，又愤若辈之无礼，但含忍之。

晚7-8时访陈寅恪，托其惋告彼等，言宓家庭负担重，又常捐巨款于《学衡》，故不克捐助云云&rdo;（《吴宓日记》，第三册。

）查吴氏日记，内中有大量施舍金钱于朋友学生的记录，如吴芳吉、王尧城、毛彦文等用他的金钱都是千元以上的大数，而张歆海、张荫鳞、胡征、高棣华等学生辈也常向吴借钱并得到资助。

但吴宓此时在金钱处置上却显得很不尽人情，亦很不明智。

尽管戴家祥、姚名达辈不尽懂礼数，言语中引起吴之反感，但此事非彼事，看在王国维临终托孤的份上，亦应略尽绵薄，何况梁启超与陈寅恪所捐都是五百与二百元的数目。

吴宓书生意气在此，或许赵元任亦类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