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着手进行的《殷墟文字乙编》，主要是对殷墟最后三次发掘（第13次至15次）所得甲骨文进行整理著录。

殷墟的后三次发掘共出土有字甲骨18405片，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小屯北地yh127坑出土的一整坑有字甲骨。

当时在工地清理不便，连泥带土运到南京史语所住地‐‐北极阁大厦整理。

在董作宾的领导下，由胡福林与所内技工关德儒、魏善臣等经过8个月的努力方告完成，共清理出有字甲骨17096片‐‐这是殷墟发掘以来在甲骨文搜集方面最大的收获。

&ldo;过去，传世所得甲骨大多支离破碎，学者们据此难以确知甲骨的&lso;全豹&rso;。

而现在，只此一坑就有完整大龟三百多版，再加上缀合材料就更多了。

因此学者眼界大开，思路广阔了。

&rdo;[27]

按照原计划，由董作宾主持编纂的《殷墟文字乙编》（以下简称《已编》）共分上、中、下三辑，在李庄期间，完成了上、下两辑，分别于1948年和1949年出版。

第三辑在复员回南京后编成，1953年于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

《乙编》编排体例与《甲编》相同，但所收甲骨文要多出几倍，共收入带字甲骨9105片，&ldo;所收材料，超过《甲编》的四倍以上，出土的坑位简单明晰；内容新颖而且丰富，研究的价值，也远在《甲编》之上&rdo;。

《甲编》的问世，是董作宾、屈万里等人在甲骨学上所作出的又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贡献，正如甲骨学者孟世凯所言：&ldo;这种考古学方法著录甲骨的新体例，是甲骨学史上的创举。

它不仅体现了近代田野考古学方法引入甲骨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成果，也为以后著录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提供了范例。

&rdo;[28]

就在主持编撰《甲骨文字乙编》的同时，董作宾开始向倾注了十几年心血的《殷历谱》作最后冲刺。

此前，董作宾尝浩叹：&ldo;殷周年代，乃古今史学界一大疑案，两千余年以来，异说孔多，悬而不决。

并世治史者咸避而不谈，或谈而不能有所定，定于一说者即不免有谬误，实因年代之考定，必资历术，历术艰涩，钻研为苦。

而前人论述，各自成说，抉择非易，无所适从也。

&rdo;[29]殷墟发掘之后，董作宾试图通过甲骨卜辞透出的蛛丝马迹考证殷商时代的历法，由历法再转推确切的年代。

自1931年在《安阳发掘报告》上发表《卜辞中所见之殷历》开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按史语所后起之秀夏鼐的说法，在&ldo;甲骨四堂&rdo;中，罗、王、郭&ldo;三堂&rdo;皆没有田野考古发掘的经验，无法利用地层学知识断代，只能算&ldo;室内考古学家&rdo;，所取成绩也就相对有了无法弥补的缺憾。

而董作宾是亲自参加过8次安阳殷墟系统发掘的甲骨学者，是名副其实的响当当的田野考古学家，对于甲骨文字的断代和研究自然就较其他&ldo;三堂&rdo;更有科学根据，看问题的眼光也更胜一筹，所取得的成就在前三位之上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1945年4月，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牌坊头简陋的斗室里，完成了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制《殷历谱》，并在傅斯年热切关照下于同年在李庄镇石印出版。

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这部&ldo;合情、合理又合天&rdo;的皇皇巨著只印了200部，每部都有编号，成为一种特殊时代的珍贵见证。

《殷历谱》在李庄成稿后，在出版印刷之前，董作宾专门复印一份寄往时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求教。

陈氏在回复中对董氏的创见性成就表示了充分肯定：&ldo;大著病中匆匆拜读一过，不朽之盛业，惟有合掌赞叹而已。

改正朔一端，为前在昆明承教时所未及，尤觉精确新颖。

冬至为太阳至南回归线之点，故后一月，即建丑月为岁首，最与自然界相符合。

其次为包含冬至之建子月，周继殷而以子月代丑月为正月，亦与事理适合。

&rdo;接下来，陈寅恪以广博的学识，针对著作中一些具体问题和历史中的迷惑不解之处谈了自己的看法：&ldo;若如传统之说，夏在商前何以转取寅月为正月似难解释。

故周代文献中，虽有以寅月为正之实证，但是否果为夏代所遗，犹有问题也。

豳风七月诗中历法不一致，极可注意，其&lso;一之日&rso;，&lso;二之日&rso;，是&lso;一月之日&rso;，&lso;二月之日&rso;之旧称否？又与左传孔子&lso;火犹西流，司历过也&rso;参校，则疑以寅月为正，乃民间历久而误失闰之通行历法。

遂&lso;托古&rso;而属之夏欤？&rdo;[30]

董作宾接信后，对陈氏提出的疑问进行了慎密考证和修订，使之更加完善。

当《殷历谱》在李庄石印出版后，陈寅恪阅毕，以惊喜之情再次致信董作宾，盛赞说：&ldo;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

&rdo;[31]一生坚持&ldo;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rdo;的陈寅恪，为人处世从没有郭沫若般油滑与阿谀曲从、见风使舵的毛病，真正是按他所倡导的&ldo;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乃得以发扬&rdo;这一标准入世为学。

此次对董著的评价，当是发自内心的一片挚诚。

或许，正是得益于像陈寅恪这样有风骨与识见的学术大师的追捧喝彩，才令学术界上层和最高当局决定予以公开表彰，以彰显抗战以来中国学者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在学术文化上的伟大贡献。

这部大著上报后，在重庆的蒋介石亲自签发了嘉奖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