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此前一天一样，随后一天的上午早些时候，我在为美国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录制节目。

这样我在香港那段时间的时间安排模式就固定了下来：夜间通宵跟《卫报》工作人员一起撰写报道文章；白天接受媒体的采访，然后到斯诺登旅馆的房间去找他和劳拉。

我频频在早晨三四点钟的时候乘出租车去香港的电视演播室，不过始终记着斯诺登给我的&ldo;安全行动&rdo;指南：为了防止遭到篡改或偷窃，永远跟自己的计算机和装满文件的u盘不离不弃。

我在香港行人稀少的街上走动时，背上始终背着自己沉重的双肩包，无论何时何地。

我走过的每一步都紧张兮兮的，经常扭头看自己的背包，每当有人靠近，就更加用力地抓紧背包。

参加完一系列的电视访谈节目后，我就回斯诺登的房间，跟他和劳拉一起继续我们的工作，有时候埃文也会参加进来，只是偶尔瞄一眼电视时才停顿一下。

我们都很惊讶，因为反应都是正面的，媒体参与爆料的积极性也很高，而且多数评论员都很激愤：不是冲着爆料者，而是因为我们揭发出的国家监控程度居然如此严重。

现在我感觉可以实施预定的一项战略了，政府方面把&ldo;9&iddot;11&rdo;事件作为进行监控活动的理由，我们可以公然充满蔑视地做出回应。

我开始谴责预料之中的那些对我们的指责：他们说我们让国家安全陷入危险，说我们帮助恐怖分子，说我们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而犯罪。

我感觉很有底气，要勇于辩解，告诉世人那些指责是政府官员的操控策略，他们做了让自己蒙羞、毁坏名声的事情被人发现。

这样的攻击不会阻止我们，我们要写出更多关于那些文件的报道，要无视威胁履行作为记者的职责。

我要让他们明白：通常采用的恐吓和妖魔化手段是徒劳无效的。

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继续报道。

尽管我们摆出了这种挑衅的姿态，但在最初那段时间里，多数媒体都支持我们的工作。

这种情况很让我吃惊，因为尤其从&ldo;9&iddot;11&rdo;事件以来（尽管先前也是如此），美国的媒体总体而言还是极为强硬、对政府忠心耿耿的，往往对爆料者持敌对态度，而且有时候甚至做得相当过分。

当维基解密公开跟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有关，尤其是跟外交电报有关的机密文件时，号召起诉维基解密网站的领头人就是美国的记者们，这本身就足以令人吃惊。

媒体存在的目的原本就是让执政者的行为更加透明，结果他们却不尽谴责之责，甚至还想要把多年来意义最为重大的透明化行动予以定罪。

维基解密的作为实质上就是媒体一直以来的做法‐‐从政府内部的线人那里拿到机密文件然后公之于世。

我本来以为美国的媒体会对我满怀敌意，因为我们仍然在继续报道，而且史无前例的揭秘范围已经非常清晰。

按照我的想法，作为体制内记者和其中许多头面人物的尖锐批评者，我很容易招致这种敌意。

我在传统媒体并没有几个伙伴。

传统媒体的多数人所做的工作都曾经被我经常而又毫不宽恕地公开抨击。

因此我以为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攻击我，然而自我在媒体露面后的整整第一个星期里，舆论却从未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相反却把我捧了起来。

周四，也就是在香港的第五天，我去斯诺登的房间时他立刻告诉我，说有&ldo;有点让人担心&rdo;的消息。

他在夏威夷跟相识多年的女友共住的房间里安装了连接互联网的安全设备，设备监控到国安局的两名员工‐‐一个是人力资源部的，一个是国安局的&ldo;警官&rdo;‐‐到他们的房间找过他。

斯诺登几乎可以肯定，这说明国安局已经认为他可能就是爆料人，但我有些怀疑。

&ldo;如果他们认为是你做的，他们可能会派出大批中情局特工带着搜查令过去，甚至可能动用特种武器和战术小组，而不是仅仅派国安局的警官和人力资源部的人。

&rdo;我猜这只是例行的常规检查，因为他作为国安局雇员已经无缘无故地旷工几个星期。

但斯诺登却提出，他们可能是刻意低调，以免引起媒体的注意或者导致爆料者消灭证据。

无论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它都表明我们必须迅速准备文章和录像材料，公开斯诺登作为爆料者的身份。

我们决心要让世人从斯诺登本人那里了解他，了解他的行动和动机，而不是通过美国政府在他隐身或被拘禁后无法发声时采取的妖魔化宣传运动。

我们的计划是再发表两篇文章，一篇在一天后的周五，另一篇在周六。

到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将发表一篇关于斯诺登的长篇文章，附加一份录像访谈和埃文设计的对斯诺登的提问稿。

在过去的48个小时里，劳拉一直在编辑我第一次跟斯诺登访谈的录像，但她说那些录像过于详尽冗长、支离破碎，不便使用。

她想要重新录一次访谈，要做到更简明扼要，于是她设计了二十来个焦点式问题来让我提问。

劳拉支起摄像机、安排我俩就座的过程中，我又加上了自己想到的几个问题。

&ldo;嗯，我的名字是爱德华&iddot;斯诺登，&rdo;如今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这段视频是这样开始的。

&ldo;我今年29岁，在夏威夷的博思艾伦公司工作，是国安局的基础架构分析员。

&rdo;

随后，斯诺登干净利索而又坦然地对每一个问题都给出了理性的回答：他为什么要披露那些文件？这样做为什么值得他牺牲自己的自由？意义最为重大的爆料是什么？这些文件是否表明存在犯罪或非法行为？他是否对自己的将来有所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