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浩然将松江府确定为棉布织造的重点区域，这个出黄道婆的地区，不但出产大量的棉花，棉纺历史也悠久。

行省将民间的织工集中起来，在河边择地修建了巨大的厂房，应用新技术新机器，开始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

随后还有新开设的水力榨油场、水力丝绸纺织场、水力造纸场、水力印刷场等等相继在江南各地开设，看着这些工场源源不断输出的产品，然后换成滚滚的钱财，众多的地主富商把这些工场看成了聚宝盆。

看到把大家的馋劲都勾引起来后，刘浩然宣布这些民用品工场官府准备全部放开，交由民间经营，只要遵守官府的关税制度和监管就好了。

听到这个好消息，地主富商们蜂拥而至，纷纷要求分一杯羹。

但是入股的条件却让他们有点踌躇，行省官府不要钱财，只接受田地折价入股。

几经犹豫和争论，有些开明的地主富商咬着牙转让了很大一部分田地，入股这些工场，而更多的地主富商却在继续犹豫着，毕竟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土地是最重要的。

过了几年，随着南北海路的开通，棉布、丝绸、纸张等物品需求大增，入股的地主富商数钱数得手软，而坚守土地的地主富商由于行省慢慢恢复了元气，加上各处荒地大量开耕和军屯，粮食、棉花等农作物连连丰收，粮价、棉花价格持续下降，他们的收入反而降低了。

有了教训和例子，在行省新一轮增设工场的时机，大批地主富商纷纷转让良田，入股工场，就这样，在刘浩然挥动的经济大棒下，江南各地开始向资本社会的雏形转变，数量巨大的工场主、大商家涌现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群体，开始向传统的地主群体发起挑战。

龙凤二年十月，刘浩然颂布《权利律法》，宣布所有为行省交纳赋税的人，包括普通百姓、地主、工场主、商人都是在为国家做奉献，他们用自己的赋税和义务支援着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的大业，所以也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包括享有人身安全和财产的保护权、享有对官府支配赋税的知情权等等。

在这部律法中，刘浩然首先明确提出了权利、义务和责任等概念，他指出，如今各地义军纷起，为得就是推翻元廷残暴的统治，如果行省不重视和保护民众的权利，那么与元廷旧有的体制又有什么区别。

这一律法在大江南北掀起巨澜，有说好，有说不好，议论纷纷。

而刘浩然利用一批御用文人，在新设的《江南邸报》上撰文，评论前唐宋和元廷的体制不同，指出唐宋朝时政治清明，权利制衡，百姓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而元廷完全以一种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和思想统治天下，蒙古人以外，无不是其奴隶，谈什么自由和权利。

在国家、民族大义上，坚持旧思想的儒生文人就不好正面反驳了，只好从君臣、父子伦理上进行辩论，这下又被御用文人抓住把柄了，他们撰文指出行省的《权利律法》不是要建立一个无君无父的体制，而是要恢复被元廷废弃的民重思想。

他们高举圣人旗号，尤其是孟圣，开口闭口就是&ldo;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rdo;，说江南行省的《权利律法》正是在执行和贯彻这一思想，而开口闭口君臣伦理，剥夺他人权利和自由的简直就是在为蒙古鞑虏摇旗呐喊，为他们招魂。

这顶大帽子扣下去，把那些保守儒生文人打得晕头转向。

现在愿意出山的儒生文人都清楚现在的元廷残暴无德，已经失去天下民心，在这种形势下被扣上元廷走狗的帽子，的确让他们觉得自己有点冤。

做为幕后主使人的刘浩然却以这是学术争论，坚决不表态支持哪一方，其实在心里却暗自偷乐。

现在正是风云激荡、改朝换代的年代，必须要抓住这一时机，在大家思想混乱的时候把有利于自己的思想广播开来，他不愿意走上历史上朱元璋的老路，蒙古鞑虏赶跑了，却继承了不少糟粕，结果搞得朱明王朝又被一帮奴隶主给灭了。

第四十二章治内政（二）

在《权利律法》引起争论的时候，刘浩然于龙凤二年十一月开始着手将行省司法机构独立出来刘浩然一向认为司法独立是人类文明和政治体制的一大进步，所以他恢复前宋提点刑狱民事机构体制，改称为提刑按察司，主理行省刑名、诉讼事务，设提刑按察使五人，提刑按察副使九人，成为行省刑狱民讼、核准死刑的最高机构。

刘浩然借口刑讼重事，关乎生死，不能以一人之意而左右，因此规定行省所有刑名诉讼必须交按察司审核，一般刑事案件，三名副使合议即可批复，重大刑事案件，必须五名以上副使合议，再由三名以上按察使合议方可批复，并拥有最后裁决权，凡行省丞相以下不得干涉审案判决。

并每一府设按察佥事若干名，分巡辖下各县，做为第二级司法机构，负责审核下一级刑事民事诉讼以及接受不服上诉者，百姓如对按察佥事审判不服，可再上诉行省按察司，由按察副使做出最终裁决。

每一县设判官三人，推官五人，负责地方刑事和民事诉讼，构成第三级司法机构。

而整个按察司自成体系，无论俸禄经费、官吏升迁都是独立的，行省各级官府都无权干涉，而按察使、副使等法司官吏一般都是终身制，除非有失职渎职方可免职，而判官、推官一般都是三年期满就换地再任，以免在地方形成了利益关系而影响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