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在曹操时，屯田民&ldo;专以农桑为业&rdo;，并未规定有力役、兵役负担。

可是到了曹丕、曹叡时，诸典农官令部下经商求富，致使农业劳动力减少，影响到生产。

为此，司马芝上奏：&ldo;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rdo;。

这个建议得到了曹叡的同意。

当然，积弊已深的经商风气，并非一纸诏书所能矫枉。

从司马芝所言屯田民终岁种田服役的忙迫情况看，他们确实是够辛苦的。

但他们所从事的各种杂役都与农事有关，还说不上是额外的劳动负担。

至于经商治生则是屯田民非生产性的额外负担。

但并非政府规定的劳役。

另外，《晋书》卷2《文帝纪》言司马昭于&ldo;正始初，为洛阳典农中郎将，值魏明奢侈之后，帝蠲除苛碎，不夺农时，百姓大悦&rdo;。

有些同志认为在此之前既有苛碎杂役，则不能说没有徭役负担，我以为：所谓&ldo;苛&rdo;，是额外加派的税役；所谓&ldo;碎&rdo;、&ldo;杂&rdo;，乃零星摊派，诸如此类的苛捐杂税，在封建时代，无时不有，只要不是经常性的，就以不视为正式负担为妥。

假若一律都以&ldo;有&rdo;字概括之，那也就没有区别了。

曹魏兴办屯田的目的是解决军食，为了多积粮谷而减轻屯田民的经常性的力役、兵役负担，总是有利的。

至于屯田民有无兵役负担，前已言及，兴办屯田的前提条件之一，即必需保障安全生产，因之在农闲时对屯田民进行军事训练，以便必要时能够自卫。

当三国分争时，若指望屯田民完全脱离武装行动，也是不现实的。

例如当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等反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

当此危急时刻，王必调动颍川典农部民参加平叛，乃是必然的事，谈不上是真正的兵役负担。

至于魏与蜀、吴缘边有屯田民的地区发生战争时，偶尔令屯田民参加战斗，亦属难以避免之事。

所以这类令屯田民暂时参加战争的事例，不宜视之为有兵役负担。

至于官府给屯田民租用的土地数额及办法，史书未有叙及，因为当时政府掌握的无主荒地颇多，问题不是无地给农民耕种，而是农民不能种，不敢种，因之土地分配事项未成为当时主要讨论课题。

毫无疑问，授田之事还是有些记述，例如在授田之前，典农官必需&ldo;相土处民&rdo;，令民先&ldo;择居美田&rdo;。

曹操在建安七年（202年）发布的《军谯令》提到：&ldo;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指家属）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rdo;；北魏李彪建议仿照曹魏旧例施行屯田时，曾提到&ldo;一夫之田&rdo;；《晋书》卷47《傅玄传》载傅玄给晋武帝上疏说：

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

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以还，或不足以偿种。

非与曩时异天地、横遇灾害也。

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

由上可知，曹操开办屯田之初，乃量民力授田，后来统治者为了多收租谷，逐渐给屯田民增加耕种亩数。

结果，广种反而落得薄收。

傅玄的疏上于泰始四年（268年），当时民屯已两次宣布废止。

傅玄所谈者为田兵屯田，但民屯之演变，亦必与此相似，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