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卷26《食货志》言：

当黄初中，四方郡守垦田又加，以故国用不匮。

时济北颜斐为京兆太守。

京兆自马超之乱，百姓不专农殖，乃无车牛。

斐又课百姓，令闲月取车材，转相教匠。

其无牛者令养猪，投贵卖以买牛。

始者皆以为烦，一二年中，编户皆有车牛，于田役省赡，京兆遂以丰沃。

《仓慈传》注引《魏略》载颜斐令属县民户有车牛事与上述基本相同，另外复述颜斐在京兆时情形：

又起文学，听吏民欲读书者，复其小徭，又于府下起菜园，使吏役闲鉏治。

又课民当输租时，车牛各因便致薪两束，为冬寒炙笔砚。

于是风化大行，吏不烦民，民不求吏。

京兆与冯翊、扶风接界，二郡道路既秽塞，田畴又荒莱，人民饥冻，而京兆皆整顿开明，丰富常为雍州十郡最。

斐又清己，仰奉而已，于是吏民恐其迁转也。

以上两段关于颜斐在京兆太守任内的记载，不仅提供了清廉有为的地方官颜斐用各种办法以使个体农户获得重要生产工具耕牛大车，并且还使他们达到真能自给自足安居乐业的程度，同时也反映了其他邻郡依然田荒、民困等情况，充分显示作好自耕农工作的重要性。

所言&ldo;当黄初中，四方郡守垦田又加，以故国用不匮&rdo;的话，简单而扼要地概括了小农经济的好坏直接关系国家财政的丰足与亏欠。

故黄初年间（220‐226年），曹魏的民屯虽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由于&ldo;四方郡守垦田又加&rdo;，仍能支撑军国之费。

陈寿在《三国志》卷16《任苏杜郑仓传》末说：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陈国吴瓘、清河太守乐安任燠、京兆太守济北颜斐、弘农太守太原令狐邵、济南相鲁国孔乂，或哀矜折狱，或推诚惠爱，或治身清白，或擿奸发伏，咸为良二千石。

以上吴瓘等五人是陈寿没有掌握能为他们作传的材料而在别人传中附带提及的。

我们只要翻看一下《魏志》各纪传及裴注，便可以知道曹魏时能扶植自耕农的地方官还为数甚多。

在古代，小农经济是脆弱而经不起风吹雨打的，以上一些地方官的措施，无疑体现了曹魏政权对自耕农的扶植政策，从而有助于自耕农经济的发展。

汉末魏初，由于战乱，一般中小地主及比较富裕的个体户为了躲避兵祸，多相伴离开乡井，迁往比较安定的地区，以耕作待时。

如《三国志》卷60《全琮传》言：&ldo;是时中州士人避地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

琮倾家给济，与共有无，遂显名远近&rdo;。

这些寄居他乡的士人不可能长期仰赖别人供施，他们必然会种地以自食。

例如&ldo;避乱荆州&rdo;的河内人司马芝，居南方十余年，躬耕守节&rdo;；琅邪人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ldo;避难荆州，躬耕于野。

&rdo;从海道逃到辽东的平原人王烈&ldo;躬秉农器，编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乐。

&rdo;与王烈一同到辽东的北海人管宁&ldo;因山为庐，凿坯为室，赴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rdo;；&ldo;邻有牛暴宁田者，宁为牵牛著凉处，自为饮食，过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惭，若犯严刑，是以左右无斗讼之声，礼让移于海表&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