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和网吧，我再未找到娜娜。

幸运的是，也许不幸的是，我自己未被感染。

在寻找无果以后，

我回到了我来的地方。

两年以后，我正要出发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相信娜娜有我

的电话号码，一定是我在洗澡的时候她偷偷拨的。

中途的一个夜晚，我丢过一次手机，但是

我一早就去等待着电信局开门补卡。

这个电话的拨打者是一个女孩子，她说，有一个礼物要

给我。

我说，快递给我。

她说，怕丢，不能快递。

我说，那就寄挂号信。

她说，会超重。

我说，那怎么办？

她说，我是娜娜的一个姐妹，她交代过，有一个东西要送给你。

我怕信号中断，马上到了屋外，说，娜娜在哪里？娜娜怎么样？她当时是怀孕的，后来

怎么样？

电话里说，你的地址是哪里？娜娜说过，放心吧，给你的，都是好的。

我带着一个属于全世界的孩子上路了。

站在我故乡那条国道尽头的友谊桥上，在稀薄的

空气里，从凌晨开始等待，我从不凝望过往的每一台汽车。

1988的点烟器烧坏了，我向一

个路过的司机借了火，但我不想在这个时刻再和任何陌生人言语，所以我只能一支接着一支抽烟，那火光才不会断去。

自然的，我站在车外。

几个小时后，香火终于断了，我俯身进车，捏了一把小家伙的脸说，我找找烟。

打开了汽车的扶手箱，我掏到了在最深处的一个小玩意，取出来发现那是一只录音笔，我搜寻记忆，才想起那是娜娜扔在这台车里的。

它躺在这里面

已经两年，我接下播放键，居然还有闪烁着的最后一格电，娜娜轻唱着摇篮曲，我不知道是

不是空气越稀薄，声音便传越远，还是空气稀薄的地方一定没有人烟和喧闹，我总觉得这轻

微的声音在山谷里来回飘荡，我将录音笔拿起来，放在小女孩耳边，说，你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