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两类人都未获得更高超的研究方法，能使与之相反的标准化为灰烬，尽管这本是他们力所能及的。

他们自己限制了自己，从自然科学搬来了因果原则，从而付出了代价。

他们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实用主义，粗略地复制物理学所描画的世界图景，并且不是揭示、而是隐埋和混淆了性质截然不同的历史形式。

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使大堆的史料受得住严格的、标准的检验，他们只能把一堆复杂的现象看作是主要的和可作原因的，而把另一堆复杂的现象看作是次要的和可作结果或效果的。

求助于这一方法的不只有那务实派（atter-of-factschool），浪漫主义者也是一样，因为从他们的朦胧的目光中看不出历史的特殊逻辑；可是他们又觉得历史中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决定了它如此这般，他们没有像叔本华那样，失望之余便背对着历史。

十一

因此，简单来说，有两种对待古典的方法‐‐唯物论的和观念论的。

前一种方法认为，天平一端的下沉是因为另一端的上升，并认为这种现象是万古不变的（真是一个惊人的定理）；在因与果的这一并置中，我们自然会发现，社会的和性别的事实，以及所有事件中纯粹的政治事件，都被当作是因，而宗教的、智力的（如果唯物主义者承认它们是事实的话）艺术的事实则是果。

另一方面，观念论者认为，天平的一端的上升是由于另一端的下沉，他们当然也能同样精确地证明这一说法；这样一来，他们就沉湎于膜拜、秘仪、习俗，沉湎于颂歌与诗句的秘密，而对平凡的日常生活几乎是不屑一顾‐‐对他们来说，这乃是不完美的尘世的一种难如人意的结果。

双方都死盯着因果关系，都认为对方或是不能或是不愿理解事物的真正联系，每一方最后都骂对方盲目、肤浅、愚蠢、荒谬或无聊、离奇或庸俗。

如果有人研究希腊的财政问题，不告诉我们德尔斐神谕的深奥意义，却向我们描述神庙祭司用聚敛的钱财进行金钱交易的深远影响，观念论者一定会大为震惊。

反之，对于不去为古代阶级斗争写一本充斥着时髦字眼的书，而浪费热情去研究仪式的繁文缛节和阿提卡青年的服装的人们，政治家亦会对之发出高傲的微笑。

前一类人从彼特拉克开始就有了征兆；这类人创造了佛罗伦萨、魏玛和西方古典主义。

后一类人是在18世纪中叶伴随着文明化的、经济的世界都市市民的政治（enoic-galopolitanpolitics）的崛起而出现的，因此英国是它的发祥地［格罗特（grote）］。

归根结底，这是文化人（culture-an）的概念与文明人（civilization-an）的概念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太根深蒂固了，它实质上太合乎人性了，因而两种角度的弱点双方都看不到，也无法克服。

在这一点上，唯物论者本身即是唯心论者。

他的观点同样是建立在他的希望之上的，尽管他并不愿意也不指望如此。

事实上，我们所有最优秀的心灵在古典的图象面前无一不是谦恭地低下头，唯有在这里，他们才会放弃他们无有拘束的批评的功能。

古典研究的自由和力量常常受到某种近乎宗教的敬畏的干扰，这种敬畏也使得它的史料被弄得模糊不清。

在所有的历史中，再没有一种文化狂热地崇拜另一种文化记忆的同类情形。

还有一个事实可以再次证明我们的这种热情，那就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一千年的历史被我们低估，为的是一个理想的&ldo;中&rdo;世纪可有助于在我们自己和古代之间建立联系。

我们西方人在古典的祭坛上牺牲了我们的艺术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因为不看看那&ldo;崇高的典范&rdo;，我们是不敢进行创造的。

我们把自己最深层的精神需要和情感投射到古典的图象上。

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天才的心理学家来研究这一最为致命的幻觉，把自歌德时代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不渝地膜拜的&ldo;古典&rdo;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需少数几篇这样的东西，就更有助于理解从南方的第一个牺牲者鄂图三世到最后一个牺牲者尼采的西方心灵。

在游历意大利时，歌德曾热情地谈到帕拉第奥（palladio）的建筑，对于后者那古板的、学院式的作品，我们今天是持相当怀疑的态度的：但是，当歌德走进庞贝城（popeii）时，他并不隐瞒他在经验着&ldo;一种奇怪的、半不愉快的印象&rdo;时的失望心情，他对于帕埃斯图姆（paestu）和塞杰斯塔（sesta）的庙宇‐‐希腊艺术的杰作‐‐所能说的便是困惑和平庸。

显然，当古典的古风以其全部的力量和歌德面对面相遇时，他并不认识它。

其他所有的人也都是如此。

他们只能选择不去多看古典的东西，这样，他们就能保全自己内心里有关古典的意象了‐‐其实，古典是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创造和培育起来的一种生活理想的背景，是一种充盈着他们自己的世界感的容器，是一种幻象和偶像。

阿里斯托芬（arishanes）、尤维纳（juvenal）、佩特洛尼乌斯（petroni）等对古典城市生活的大胆描写‐‐南方的肮脏与游民、恐怖与野蛮、快乐的孩童与芙赖妮们（phrynes）、菲勒斯（phals）崇拜与奢华的宴饮等等‐‐激发了专业研究者和业余爱好者的热情，因为这些人在今天的世界城市中也发现了同样可悲可叹、令人无从面对的现实。

&ldo;城市生活即是恶；那里有太多的诱惑。

&rdo;‐‐《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他们赞扬罗马人的国家意识，但是看不起今天和公共事务有任何联系的人。

有一种学者，其敏锐的目光全然被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所吸引，从晚礼服到古罗马人的外袍，从英国的足球场到拜占廷的竞技场，从横贯大陆的铁路到罗马人在阿尔卑斯山修建的古道，从时速三十海里的驱逐舰到古希腊的三层桨战船，从普鲁士人的刺刀到罗马人的矛，现在，甚至从现代工程师开凿的苏伊士运河到埃及法老开凿的运河，他们的目光真可谓思接千载。

他们承认蒸汽机是人类热情的象征和智力的体现，尽管发明它的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hero）而不是其他人。

对于这类学者来说，谈论罗马的中央取暖设备或簿记术先于谈论众神之母（greatotherofthegods）的崇拜似乎就是大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