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丹对这一切就像他对太阳会从东方出来一样有把握。

当戴高乐以他自己的办法着手恢复法国时，罗丹以为一定是哪里出了毛病了。

总得允许老头儿有一定的时间啊。

当法国内阁与本&iddot;贝拉和民族解放阵线开始初步谈判的传闻不胫而走时，罗丹觉得不能相信。

他虽然同情大个子乔&iddot;奥梯兹于1960年领导移民发动的那场叛乱，但是他仍然认为未对当地农民进行彻底的扫荡仅仅是戴高乐的权宜之计。

他确信老头儿是一点也不糊涂的。

他不是曾经喊过&ldo;法国的阿尔及利亚&rdo;吗？

当最后毫无疑问地证明戴高乐复兴法国的版图并不包括阿尔及利亚时，罗丹的理想就像一个瓷瓶被火车撞得粉碎一样破灭了。

忠诚和希望，信仰和自信，全成了泡影。

留下的只有仇恨。

他恨这个制度，恨这些政治家，恨知识分子，恨阿尔及利亚人，恨工会委员会，恨新闻工作者，恨外国人，而最最主要的就是恨那个人‐‐戴高乐。

1961年4　月，除掉一些软耳朵的胆小鬼们拒绝参加外，罗丹带领全团举行了一次军事政变。

哗变失败了。

戴高乐只是略施小计，就把哗变在娘胎里扼杀了。

在最终宣布开始同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的前几周，给部队发了成千上万台简易半导体收音机，这件事丝毫没有引起军官们的注意。

他们把收音机看成是给予部队的无害安抚，许多军官和高级军士们甚至还赞成这种做法。

苦于炎热、苍蝇和无聊生活的士兵们，听听法国的流行音乐倒是一种惬意的消遣呢。

但戴高乐的声音就不是这么无害了。

在军队的忠诚受到考验的严重关头，遍布整个阿尔及利亚各兵营的成千上万的义务兵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

新闻结束后，他们听到了罗丹自己于1940年6　月曾经听到的同一个声音，内容也几乎相同：你们面临着忠诚的抉择。

我就是法国，掌握着法国的命运。

跟随我，服从我。

一些营长早晨醒来时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军官还在，大多数军士都走了。

兵变像南柯一梦似地被收音机的广播粉碎了。

罗丹比其他部队幸运些，他的120名军官和士兵跟他在一起。

这是因为他带领的这个部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印度支那流过汗的，而且在阿尔及利亚也流过血的。

他和其他参加兵变的人在一起，组织了一个&ldo;秘密军队组织&rdo;，发誓要推翻爱丽舍宫的那个叛徒。

在胜利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效忠于法国的军队之间，进行大规模破坏的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