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场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战争，判定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并不困难，写出战争的残酷并在残酷中发掘覆盖敌我双方的人性也不困难，困难的是再往前走一步。

因为即使展示了赤裸裸的人性，作家也无法避免以暴易暴的循环，无法避免在血酬定律中盲目迷恋鲜血和死亡致使文学成为复仇杀戮的收藏器。

而战争文学最大的忌讳便是陷入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不能自拔。

那么再往前走一步又是什么呢？这个困惑让我一直漠视着这场我所熟知的着名战争，最初的激情也被置放在仓库里渐渐冷却了。

直到00年我在写作《伏藏》时无意中触及到&ldo;佛光西渐&rdo;的事实‐‐藏传佛教宁玛派和噶举派在欧美多处建立禅坐中心以静息烦躁焦虑的西方心情。

与此同时，我在江孜白居寺看到了当年被英国人抢走后因为遭到（也可能仅仅是惧怕）报应又还回来的法器，让我想到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佛教的果报思想在&ldo;还回法器&rdo;这件事情上的天然统一。

一个曾经多次思考过的问题复燃在即：为什么英国人在占领拉萨七个星期后又主动撤离了呢？是信仰，是神与神的商议和妥协。

信仰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善良、诚实。

在信仰的顶端，既没有基督教，也没有佛教，只有爱与慈悲在飘荡。

信仰挽救了西藏，也挽救了作为侵略者的英国十字精兵，现在又挽救了已然进入死胡同的我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

当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类的多数战乱都与宗教有关而且还在无休无止时，我看到了西藏的战争对当下世界和人类和平以及所有信仰者的启示。

写作是顺利的。

投入就是回到从前。

还原历史和还原生活，对我并没有太大的难度。

西藏并不神秘，只要你有藏民的思维和信仰，一切都显得稀松平常。

还是那种在路上的感觉，抵达是不可能的。

《西藏的战争》并没有让我抵达什么。

在依然&ldo;不知道为什么&rdo;的生活里，我还是越来越藏民地一边写一边读，一边哭一边笑，一边行走一边居住，一边低贱地吃饭，一边高尚地信仰。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