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原所长杜正胜将以上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引伸与推理，他提到1979年夏鼐在记述考古组主任产生时曾说过，&ldo;所中提名二人，一位是著名金石学教授，另一位是年轻而具有一定的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归国留学生。

蔡元培院长选择后者，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rdo;。

夏鼐所说的金石学教授指马衡（字叔平），年轻学者指李济。

对于这一说法，杜正胜认为：&ldo;夏鼐虽在史语所工作过，唯其生也晚，对创所的历史并不清楚，也不了解史语所成立时的运作，成员不是院长选的，故多想象之词。

史语所设置的目的是在提倡新学术，不是要找闻名的老教授来装点门面。

十七年十二月，李济给傅斯年的信谈董作宾第一次安阳发掘，提到&lso;北大马叔平曾间接表示欲参加此事&rso;，探问傅的可否。

可见史语所一成立，马衡就想加入。

过了快一年，马衡同时写信给傅斯年、李济与董作宾，正式提出参加考古组的要求，傅斯年立刻拒绝，李济向傅报告他与董作宾商酌过，完全赞同傅的决定。

他说&lso;彦堂已拟以极客气信致马叔平，弟亦将客气地回复他&rso;。

这无关乎人事倾轧，而是对知识的态度和追求知识方法的歧异；如果说是门户，那也是&lso;道&rso;不同的缘故。

&rdo;

杜正胜又说：&ldo;学问有新旧，

人有老幼，但二者并无必然关联。

傅斯年拒绝前辈学者马衡（时年四十七岁）于千里之外，却对另一前辈陈垣（时年四十八岁）欢迎之唯恐不及。

……傅斯年与陈寅恪那么竭诚欢迎陈垣，就是因为他的敦煌研究是&lso;今日学术之新潮流&rso;，他是一位&lso;预流&rso;者，取新材料研究新问题，&lso;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rso;（陈寅恪语）。

陈垣和史语所志趣相投，而且成绩斐然，可以让欧洲和日本学者不敢轻视中国无人，故引为同道。

&rdo;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载《新学术之路》（上），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印行。

）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ldo;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时代之新潮流。

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rdo;。

在他的眼中，陈垣乃当之无愧的&ldo;预流&rdo;者，可惜的是陈垣一生终未能入主史语所成为专任研究员。

[15]据考古学家石兴邦在一篇回忆郭宝钧的文章中说：&ldo;他（郭宝钧）在考古生涯中，也遇到些不尽如人意处，传说他在中研院时期，不被当时领导所重视，因为当时中研院集中了好些从国外留学回来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博士和根基深厚的国学饱学之士，而他是一个土专家。

听说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明知他不懂英文，有时和他用英语说话，是捉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