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导师申请独自研究关于“犯罪心理统一性”

的一切，他到现在还没回复我。

我又将自己所收集到的样本与资料看了看，那都是伦敦近五十年来重大凶杀案作案者的生平经历。

他们中有些人被医院诊断患有抑郁症或精神病，但这些是少数。

更多的是普通人，他们有着平常的人生，就像我一样。

比如说这个，温特森·布莱克，1972年生人，一个电力公司的员工。

他把自己的上司在浴缸里肢解，把残肢冰冻在公司冰箱里。

在他的口供里，他提到，他童年有只很喜欢的狗。

他的父亲在一个冬天把那条狗变成了冬天的口粮。

他做了一生中第一件荒唐事——割腕。

但他的家人对此从不在意。

我又翻看了其他人的资料。

我以前只关注这些犯罪者的动机是否相似，却未曾留意对他们人格造成影响的因素。

童年创伤，尊严或身体受到侵害，不被重视，被孤立我把纸一页页翻过。

台灯的光模糊了，冷汗从额角挂下来。

那根本不是猜想。

也没有什么固定的犯罪成长公式，这一切不过是复杂的心理暗示。

目的不过是将对人性的失望进行复制。

手一松，资料零散地落在面前的桌上。

我根本真的对老卡勒的成果一无所知，他为了“犯罪成长公式”

，对他的两个儿子做了什么啊。

我还对克雷尔说了点什么过分的话。

让我找他道歉么不可能，这话怎么说都别扭。

我揉了揉头发，只听手机叮咚一声。

我划开手机屏幕，看到导师的一条消息：“我想推荐你进国王学院，继续卡勒的研究。”

“那他呢？”

我快速地敲打下这几个字符，点击发送。

手腕上那块表秒针滴答滴答地走着，那边没有动静。

积聚许久的不安弥漫开来，我起身将资料囫囵塞进抽屉，披上克雷尔的大衣，拿着手机和钥匙跑出了门。

走出没几步，我停了停，又回了宿舍。

那枚袖珍耳机还在桌上摆着，我盯着它犹豫几秒，一把抓过来戴上。

我要回一趟查令十字街。

早晨5点不到，地铁站都没开。

我骑着自行车从克雷尔爱走的阴暗巷子穿城而过，头顶上是淡墨色的天空与歪斜稀疏的电线。

到了街口，我扔下自行车走到道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