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认为，如果只从实力角度来考虑崇佛，则&ldo;不免失之虚伪&rdo;，如此治康&ldo;无以促进康民之倾心结附&rdo;，因而也无法&ldo;开康省新文化之良机&rdo;。

他主张从佛教文献整理、学说研究、论辩等处着手来形成新的文化基础。

祖父之关注佛学研究，除了是出于和佛教界人士深层文化沟通的需要之外，确实有一些现实问题的处理需要他对佛学有所了解。

比如，佛教中有黄、红、白三派，从尊崇佛教的理念出发，三派同在尊崇之列。

而从政治治理上考虑，哪一派更需提倡，是祖父在康区当时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要处理好这个现实问题，就需要对这三派的特点有所了解。

祖父当时采取了&ldo;特别提倡黄教&rdo;的政策。

他这样做具有对佛教中这三派的认识上的根据：

&ldo;红、白两派，其教授法多宜于上根人。

黄教普遍上、中、下三根，其特点为讲究性相、严守戒律二者。

讲究性相，则知识明，严守戒律则行为正。

果使人民知识皆明，行为皆正，政治上所得之裨益尚可计耶。

&rdo;

当时在康区最流行的教派是黄教。

从文献看，祖父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即对于黄教所倡导的&ldo;三士一贯学说&rdo;进行过研究并有心得。

在他看来，这一学说对于出世法和世间法具有两相圆融之妙。

他认为，撇开出世的一面不论，即使仅从&ldo;政学&rdo;角度看，该学说也有值得重视之处。

他将黄教中&ldo;下士学说&rdo;、&ldo;中士学说&rdo;和&ldo;上士学说&rdo;的现实意义分别做了一番推演，其论述如下：

&ldo;甲、下士学说，以明业果之取舍为中坚。

此项学说，如果昌明，能养成人民止恶行善之自信心，而发为自治自强力量，扫去一切听天认命之依赖恶习与不正确之知见，自创美善环境，而跻之富强。

今日欲恢复民族，尤非提倡此学，不易策发其原动力。

&ldo;乙、中士学说，以出离心为中坚。

此项学说，虽重在出世，但如果昌明，能养成社会上之高尚风概，而一扫沉溺物欲率人相食之流弊。

&ldo;丙、上士学说，以大菩提心为中坚。

此项学说，特别阐明孝字意义充类至尽，多为儒家所未逮。

举凡牺牲自己利济他人，拔一切苦予一切苦予一切乐之高深道德伟大人格与事业皆由此发生，如果昌明则能养成社会上之多数真实贤明首领人才。

&rdo;

可以看到，祖父在讨论&ldo;三士&rdo;学说的时候，不限于知其然，他更关注的是该学说在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国际环境之中，有哪些积极因素可予引申。

培养止恶行善的自信心，引发自治自强的力量，养成高尚风气，培养利济他人的贤明首领人才等，都是这种取向上的思考。

在对西康的治理和对康藏佛教的研究过程中，祖父逐渐体会到，在经营康藏地区中易犯的错误之一，是认识不到康藏佛教和汉土佛教之间的差异。

而这种差异，是理解康藏地区宗教文化与汉地不同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他认为，康藏地区&ldo;之难于治理者，不惟其地理环境之特殊，语言文字之差异。

而其最重要之原因，实由其宗教文化之不同，不易为外人所了解。

故以吾汉族同化力之强，接壤而居，自唐迄今，历千余年而终不能沆瀣一气者，即以此故。

&rdo;祖父在1943年的一篇题为&ldo;国人对于康藏佛教应有之认识&rdo;的文章中，从康藏佛教的特点入手，对其和汉土佛教的差异进行了一番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