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见周总理，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倒是有过多次机会，但那和祖父没有关系。

1960年我加入少先队以后，作为少先队员的代表，我多次（大概有十几二十次吧）参加国家领导人迎送外宾时的献花活动。

那时，我所在的史家胡同小学是承担这项活动的主要学校。

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迎送外国领导人的活动，周总理通常是在场的。

记得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是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欢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

此后，在北京火车站迎接过缅甸的奈温将军（那时他还没有当缅甸总理），在机场迎接过柬埔寨的苏发努冯亲王……那时主要欢迎的是来自亚洲、非洲的领导人。

这种活动，我上中学（1964年9月）以后就没有再参加。

从此，也没有那么近距离地再见到周总理。

那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时候，我除了觉得出场具有戏剧化特征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感受。

虽然从小就知道有个&ldo;苏联老大哥&rdo;，但那次确实没有&ldo;老大哥&rdo;的感觉。

此后不久，从祖父和父亲的一次谈话中我知道，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已经不是像往昔那样亲密了。

这使我对赫鲁晓夫的动静关注起来。

那时，父母和我们几个孩子每天都会到祖父、祖母的房间去转转，聊聊天。

祖父如果要和父亲谈他认为不适合我们听的事情，总会让我们到别的屋子&ldo;一边耍去&rdo;。

但那一次谈当时尚未公开的和苏共之间出现分歧的事，并没有回避我（可能还有哥哥）在场。

后来我想，那不是祖父的疏忽，也不是他觉得此事对全家过于重大应该让孩子也知道，而是他知道此事不久就要公开，孩子听了也无妨。

事实上，对苏共的各种形式的批判很快就开始了。

1960年，随着全国人民可以感受到的生活水平下降，街头巷尾的人都&ldo;知道&rdo;，这是苏联撕毁互助条约强行要我国还债的结果。

而那位白面白发白西装的矮胖子，此时成了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谈资中的首恶兼小丑。

到了&ldo;&rdo;中，&ldo;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rdo;则成了意欲打倒的党内高级领导的代名词。

天安门看焰火（2）

我真正对赫鲁晓夫有更多的了解，是从1970年代前期读了内部出版的《赫鲁晓夫》开始的。

大约从1972年或1973年起，不知是哪个部门发给祖父一张内部购书证。

购书证有编号，并写有持证者姓名。

用这个证件可以到专门的内部书店去购买未公开发行的注有&ldo;内部发行&rdo;字样的书。

而这些&ldo;内部发行&rdo;的书，不少是当时国外的那些所谓&ldo;资产阶级&rdo;学者或政治家的、&ldo;修正主义&rdo;分子的、&ldo;机会主义&rdo;分子的、&ldo;者&rdo;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