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租界后，她和许稚芙在蜀腴吃了顿午饭，席间话说得也不多，倒有些相顾无言之感。

和许稚芙分开后，她正要去霞飞路的照相馆，路过熟悉的珠宝店，已不知老板还是不是那位老钱了。

门口的橱窗里摆着一枚落了锁的火油钻，蓝汪汪的，下方有一张立牌：海洋之心到沪，欢迎入店垂价。

她险些忘了自己还订过一枚，可惜如今已经无力支付尾款了。

她站在街边看了许久，直到店内的伙计打算出来迎她，她拽紧了鹿皮手套，转身进了隔壁的照相馆。

陈万良当时给她留下了不少胶卷，她本想让照相馆的人帮忙冲洗，胶卷都要递过去了又改了主意，出于谨慎，这些照片还是不要让外人知道得好。

于是她买了冲洗照片要用的东西，将书房改成了暗房，照相馆的师傅教她如何冲洗，她学东西一向很快，虽然一开始洗出来的照片不够清晰，慢慢的也渐入佳境了。

她最后的时光便是在那间暗房里度过的。

血红色的安全灯照射下，悬空绑起的麻绳上夹满了照片，每一张都有秦水凝的身影，她也经常出现在上面，照片上的人或动或静，或严肃或欢笑，或匆忙或惬意，全都是昔日的回忆，历历在目。

她呆呆地看着，不觉笑了，或许还应该感谢那些带着袖珍相机监视的特务，否则断没有这个聊慰的机会。

她将自己锁在暗房里，日复一日地冲洗着照片，身子越来越差，与她作伴的只有愈发沉重的咳喘声。

直到她在照片上看到秦水凝和严从颐。

那时谢公馆的院子里已经杂草丛生了，昼夜不见人气似的，路过之人想必都疑心她已经死在了里面，殊不知她还苟活着呢。

她没想到严从颐会来见她。

她并未请医生上门，严从颐却是来看诊的。

那时她已经不是每天都打扮得光鲜亮丽的谢大小姐了，身上的旗袍两天未曾换过，鬈发干枯凌乱，草草绑在背后，她淡漠地打开了门，让严从颐进来。

严从颐一进门就不禁蹙眉，屋内潮湿闷沉，味道很是难闻。

他带着管胃疾和头疼的药，放到茶几上，谢婉君满脸病容，双眸也有些浑浊，那一瞬却忽然放出光似的，凌厉地剜向严从颐。

她有一双勘破世情的眼，不留情面地戳穿他：“严从颐，你心里有愧。”

严从颐眉间闪过一丝惊讶，不语。

谢婉君也不再多说，事到如今，她无力去追究了，可她也并非良善之辈，冷漠地告知严从颐：“你想从我身上赎罪是不可能的。

我自己的身体如何，自己再清楚不过，你别再来了。”

赶走了严从颐，她又回到暗房中，一呆就是半天。

她撑着一口气活到民国二十八年的春天，武汉一位族叔寄来回信，告知谢婉君，她的侄子臻儿安然无恙，已在武汉生活下来，准备进学校读书。

谢婉君放了心，给秦水凝写了最后一封信。

为了阻止秦水凝回上海，她声称已经处理好上海的一切事宜，安顿了东北的家人，并向秦水凝承诺，于今年盛夏前往香港与之团聚。

那封信写得无比流畅，洋洋洒洒地着墨了近十页，虽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可她差点儿将自己都给骗过了。

她自知已经行将就木，编织出了美好的网，再把自己绞死在其中。

她也知道，秦水凝早晚是要回上海的，于是她打电话给韩听竺，邀他见一面，送上了那箱大黄鱼，这是求他办事的筹码。

在一个惠风和畅的春日，谢婉君已经许久没见过太阳。

她先将凌乱的青丝理顺，发尾已经枯死了，缠在一起怎么也解不开，便用剪子直接剪断了，头发盘成了个整齐的髻，镜子里的容颜实在是不堪看了。

她又翻箱倒柜地选起衣裳，最终还是想到了那件苔藓绿的旗袍，拿出来后注意到，颈后的领子下缝着秦记的商标，这个发现令她怔在了原地。

记得她曾跟秦水凝提议过，秦记已是老店，该缝个商标，秦水凝对此毫无兴趣，认为商标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并不重要，谢婉君便没再多说。

她记得她在秦记裁的衣裳是从来没有商标的，并且明确地知道，这件苔藓绿的旗袍送来时也是没有的。

她又挨个去翻旗袍的衣领，发现有的有，有的没有，大多数都有，小部分没有，看来是秦水凝临走之前专程缝上的，她就说怎么总见到秦水凝给她缝补衣裳，原来是在做这个。

她坐在卧室的地板上许久回不过神来，最终还是将旗袍都丢在地上，换上了那件苔藓绿的。

她不知道的是，商标的背面还有秦水凝给她留下的密语，可她没有将商标剪下来看。

谢婉君打扮整齐，又下楼回到暗房，那一袭苔藓绿在诡异妖艳的红光下格外突兀，她点了支烟，踱步欣赏挂着的照片，最终停在某一张前面缓慢地吞吐着，那是她最喜欢的一张。

冬天的黄金大戏院门口，她为秦水凝戴银狐皮毛领，二人脉脉对望，身后稀疏的人群中，许稚芙和江楼月携手挤了出来，正远远地朝着她们笑……

那份惬意穿透了时光，让她恍觉身临其境，一阵虚弱的咳喘声传来，谢婉君将手里厚厚的一沓照片扬到空中，照片四散飘落在地板上，或坠入显影液里，她看到许许多多的秦水凝，与她在暗房作伴，她们永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