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情况比巨龙稍好，甚至凭借td-scda（电信联盟关于3g的3大标准之一，知识产权为大唐所有，目前已产业化。

其他两大标准为wcda和cda2000）可望在3g领域一显身手，但是由于它起步比中兴和华为晚10年以上，在规模上不具有可比性，而且不容置疑的是，它增长乏力，后劲不足，与中兴和华为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

1998年时大唐的销售额约是华为的10％，中兴的25％；2001年时，大唐的销售额约是华为的8％，中兴的20％。

到2003年时，大唐的销售额虽然达到了18亿元左右，但仅为华为的6％，中兴的8％。

而且，在中兴和华为的优势领域如移动、数据、光通信，大唐几乎没有作为，仅仅靠微电子和td-scda获得一些增量收入，其未来则完全视tdscda的产业化进展而定，过大的不确定性使其前景堪忧。

在体制和经营模式方面，大唐的情况与巨龙有些类似。

与中兴、华为相比，大唐的优势与劣势同样明显，优势是人才和技术方面，劣势是由于长期吃国家科研经费，市场意识不足；其次，由于是科研院所，生产能力、销售系统几乎没有，相反工作人员却以万计。

当时，大唐几乎将身家性命全都押在了一个依赖国家来推动的技术标准———td-scda上，而中兴和华为则在3g三大标准方面都全力以赴，风险大为降低。

具体而言，“巨大”

的掉队，或者说“中华”

的胜出，始于接入设备。

国产厂商的突围在产品上是交换机，在市场上则表现为从县以下的农村市场进入城市通信市场。

1994年之前，中国的市话领域主要被国外通讯设备控制，直接竞争代价太大，而且不一定能成功，中兴和华为选择了接入设备作为突破点，这个设备能解决不同制式之间的互联互通的问题。

中兴、华为在交换机市场很好的时候，就开始投入精力研制接入设备，而大唐、巨龙，特别是巨龙，根本不看好接入设备，认为这个类似“二传手”

的技术不会有前途。

中兴、华为先后研制成功的接入设备，培育、启动了市场，成为国产厂商在市话领域全面突围的首功之臣。

当巨龙、大唐两家认识到接入设备的重要性的时候，市场已经被瓜分完了。

在后来的几大新兴市场，如移动、光通信、数据领域，“巨大”

也没能及时介入，结果，当传统的交换机市场开始饱和、移动等产业兴起时，它们自然只有进一步萎缩。

曾几何时，“巨大中华”

是中国通信制造产业的代名词，4家企业凭借在万门交换机上的群体突破，将长期在中国“横行无阻”

的“七国八制”

一一击败。

几年之后，由于技术的革新，移动和数据通信替代交换机成为通信业的主流产品，在这次行业转型过程中，国内厂商之间也出现了差距，而且主要因为体制问题，差距越来越大。

曾经在交换机技术上领先于“中华”

的“巨大”

逐步衰落，而完全属于外行介入、没有科班背景的“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