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中苏两国政府特使政治磋商每年两次，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

这是一场马拉松式谈判，是韧性和毅力的较量。

我们始终坚持只有排除障碍才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驳斥苏方一成不变的论点，破除苏方的幻想，力促苏联在消除障碍问题上有所作为。

但直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结束第八轮政治磋商，双方仍没在&ldo;三大障碍&rdo;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不过，磋商得以继续下去，保持了一个沟通的渠道，客观上对中苏双边关系起着推动作用。

回想起来，磋商没有取得具体进展，也有其他原因。

在此期间，苏联国运不昌，几乎每一两年就要死一位领导人，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安德罗波夫（1984年2月9日）、契尔年科（1985年3月10日）相继病逝。

据说，勃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只能工作一个小时，打打电话，无法正常视事。

接任的安德罗波夫，人聪明而精干，当过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知道外部世界的情况，想有所作为。

他痛感苏联政府官僚主义泛滥，人人爱喝酒，而不认真做事，认为喝酒误国，下令禁酒，把酒厂改为果汁厂，并四处严查酗酒。

但不喝酒不符合苏联的&ldo;国情&rdo;，难以实行。

他重病缠身，只当政了一年多。

契尔年科上台，不想，他病得更重，身体更坏，执政的时间更短，做不了任何事。

病夫治国，其主三易，对外难有作为，自然一时无力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重大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中苏两国的接触却因三次苏联领导人的葬礼而提高了级别。

当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小平同志立即指示派黄华外长作为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

这是在中苏高级接触中断多年后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举措，旨在抓住时机做苏方工作，试探新领导的对华政策走向，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

黄华启程以后，小平同志又指示，要发表一个简明的谈话，对勃列日涅夫既不要简单批一顿，也不能光说好话。

按照小平同志的意思，胡乔木同志起草了谈话稿。

谈话回顾了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指出中苏关系从50年代后期就逐渐恶化，60年代末以后，这种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

60年代末以后正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勃列日涅夫对中苏关系严重恶化是负有责任的，但考虑到这次活动是吊唁，就没有点名。

同时，对他不久前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讲话表示赞赏，这是寄希望于苏联新领导做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改善。

这篇稿子作为黄华离开首都机场时对记者的谈话发表了，同时外交部立即将此事通知我国驻苏使馆。

黄华外长到了莫斯科才得知他离京时还有这样一篇公开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