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原定的出访顺序是沙特、约旦、伊拉克、埃及。

美国得悉我将出访的消息后，马上提出，将去埃及访问的国务卿贝克希望在开罗安排与我会晤。

这时，美国意识到，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他们需要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一票。

这一票至关重要。

开罗&ldo;巧遇&rdo;

10月31日上午，美方从华盛顿传来信息，说贝克国务卿将于11月3日前往中东访问，希望于6日下午在埃及开罗安排与我见面。

我们同意了。

不久，美方又提交了一份&ldo;非文件&rdo;（注），表示两国外长11月6日在开罗的会见将是有益的，将有助于加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关于伊拉克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并恢复科威特主权的一致立场，以便有可能和平解决海湾危机。

于是，我们将出访顺序调整为埃及、沙特、约旦、伊拉克。

后沙特又提出，法赫德国王也很希望在我访问伊拉克后，在沙特西部港口城市吉达同我会面。

这样，最后的行程就定为：北京‐开罗‐塔伊夫‐利雅得‐安曼‐巴格达‐吉达‐北京。

以往出访，我一般都是乘坐民航班机，但这时由于联合国实施的制裁，伊拉克已无国际航班进出，我就乘坐了民航专机，但专机去伊拉克，也要经过联合国661委员会的特许。

开始，我们计划飞经土耳其上空，前往伊拉克，但出于某种原因，土方婉拒了。

我们改变路线，从约旦入境，经沙特回国。

我们是11月6日上午9时离开北京的，波音767型飞机加足了油，连续飞行12个小时，于当地时间下午3时半抵达开罗。

贝克也是当天上午到的开罗，正好下午离开。

于是，在开罗机场，来访的中国外长&ldo;巧遇&rdo;了美国国务卿。

当时，美国还正在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双方仍未恢复高层会晤。

海湾危机发生后，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双方的联系和来往迅速增加。

实际上，开罗会晤已经是中美两国外长自1989年夏天以来的第四次会晤。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向中方介绍了美方的立场，并了解我们的态度。

8月4日至5日，美方又派了助理国务卿所罗门来北京，就海湾局势与中方交换意见。

布什总统还不只一次给杨尚昆主席写信，寻求中方的合作。

贝克国务卿也多次致信或带口信给我。

我和贝克在1989年7月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和同年9月纽约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都进行了会晤。

1990年9月，在第四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也见了面。

在那次会见中，海湾危机问题是我们商谈的主要内容。

美方本来想与中方就海湾危机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我们考虑根据当时的中美关系，单就海湾问题搞个联合声明不可取，没有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