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克林顿总统会见李大使，一反惯例，特意安排了记者到现场照相，以烘托气氛。

但是，美方的这些表态不足以消除李登辉访美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更没有就美国政府今后将如何处理此类事件给中方一个明确的答复。

李道豫大使当场向克林顿总统表示，不能接受美方的解释。

斯里巴加湾的诱饵

1995年8月初，第二十八届东盟外长会和随后的东盟地区论坛在文莱的斯里巴加湾市举行。

作为东盟的对话国，中、美两国都将先后与会。

赴会之前，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积极表示，希望能与我在那里会见，举行双边会晤，并说克林顿总统有一封重要的信，要转交给江泽民主席。

7月28日，在赴文莱之前，克里斯托弗在美国新闻俱乐部做了一个演讲，谈亚洲形势，其中讲到中国的篇幅最长，说中国如何重要，美国将继续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国不支持搞&ldo;两个中国&rdo;，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等等。

当时，中美间的高层往来尚未恢复，但是，为了体现对美斗争&ldo;有理、有利、有节&rdo;的外交策略，我同意在国际会议的场合与克里斯托弗会面。

8月1日下午，在斯里巴加湾市的国际会议中心，我与克里斯托弗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

克里斯托弗首先转交了克林顿总统致江泽民主席的一封信。

信中提到，美国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反对&ldo;两个中国&rdo;和&ldo;一中一台&rdo;的主张，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但是没有提及今后将如何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的问题。

克里斯托弗在与我会谈中，除了重复辩解和做出一些原则表态外，提出了两点新的内容：一是美国非常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二是克林顿总统授权他告诉中方，愿意邀请江主席&ldo;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华盛顿&rdo;，但未说明访问的具体时间和访问方式。

当时，美国1989年后对我国进行的所谓制裁仍在继续，国家元首的正式互访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克里斯托弗显然是想以这两点为&ldo;诱饵&rdo;，使我同意他提出的恢复中美间的一系列对话、磋商和高层往来的建议。

中方最为关注的，是美方今后将如何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这一重大问题，对此，克里斯托弗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

因此，我对美方的建议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只是同意美方派塔诺夫副国务卿来北京与李肇星副外长进一步磋商。

根据两国外长文莱会晤达成的一致，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塔诺夫于8月24日至27日来华，与李肇星副外长就改善中美关系进行了磋商。

根据克林顿总统的授权，塔诺夫向中方通报了关于美方今后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访问将采取的若干限制措施，其内容为：首先这类访问必须是私人的、非官方的，只能是为个人目的，不能具有任何政治目的；其次，这类访问不仅要避免实质性的官方性质，也要避免可能被人认为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礼节性和标志性；第三，这类访问将是很少的，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并且是&ldo;个案处理&rdo;。

塔诺夫的通报基本上回应和解决了中方的严重关切。

于是，中央决定逐步恢复中美间的高层往来。

是年10月，江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大会之后，在纽约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正式会晤。

当时，美国本有意邀请江主席到华盛顿进行访问，但又表示难以按&ldo;正式国事访问&rdo;来安排，提出要以&ldo;正式工作访问&rdo;来进行。

所谓工作访问和国事访问的区别，主要是前者没有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没有21响礼炮。

通常情况下，安排工作访问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双方要讨论某个重要而紧急的议题，时间上来不及安排正式的国事访问，或访问的内容较为单一，时间较短，礼仪也就从简；一是双方的关系似乎还没有发展到鸣礼炮的热烈程度，所需维系的仅是两国间的工作关系。

工作访问的形式，可以向外界显示两国关系的局限性。

从当时的情况看，江泽民国家主席如实现访美，将是1985年之后中国国家元首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对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应该是正式国事访问。

但是，美国坚持不安排正式国事访问，这不仅仅是一个礼遇问题，而是反映出美国政府在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

为了走出这一僵局，我方提议，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会晤。

纽约会晤

1995年10月24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林肯中心举行会晤，就加强和发展中美关系达成战略共识。

这次会晤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为日后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铺平了道路。

会谈时，克林顿总统明确表示，赞成江泽民主席关于应从战略全局和新世纪的高度处理两国关系的观点；在中美两个大国间，孤立不是选择，遏制不是选择，对抗不是选择，惟一正确的选择，是保持建设性接触。

关于台湾问题，克林顿说，美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方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两国分歧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