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武器体系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的一些特殊问题，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大伤脑筋。

参谋长联席会议经常被要求在新武器投入生产前几年，就向国防部长提出关于各军种应当采购的数量和类型的建议。

由于新武器的研究和发展往往由一个军部负责，因此在讨论这种武器的未来用途时，该军部就可能成为它的倡导者和支持者。

其它军种的参谋长很可能对发展这种新武器的要求产生怀疑，并且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这种武器将来所需要的国防经费。

这样陆军和海军就一直对空军的鲍马克无人驾驶截击机泼冷水。

同样，空军和海军也对陆军的奈基3型反导弹导弹的前途表示寒心。

这种态度并不纯粹是由于军种间的偏见或争取创造者的光荣所引起的。

要在新式武器制造者的夸大性宣传和其真情实况之间作出区别，是困难的。

任何一个参谋长都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来检查各种武器倡议者的论点。

尽管如此，他通常仍须在这种武器问世前或早在它准备投入生产和使用之前，表明自己对它的前途和对它的依靠程度的看法。

这就是国防部长能比参谋长联席会议更好地作出裁决的地方。

这里涉及的大都是科学及工程方面的问题，因此，可以让有关军种的军外文职专家去考虑。

国防部长如能负责决定对新武器体系技术上的依赖程度，他就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军种参谋长只需回答一些军事上的问题。

例如，国防部长在与公正无私的专家讨论后，若能对鲍马克导弹和奈基3型反导弹导弹在技术上的可靠性和达到它的设计要求的时间，提出看法，那么，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能轻而易举地确定这种武器是否需要，以及如果需要时，在一定时期内的需要量。

概括起来说，总的问题是：国防部长完全有可能使现有的机构比现在工作得更好。

首先，这是因为他可以比威尔逊部长或麦克艾罗伊部长更好地与参谋长们接近。

而据我所知，威尔逊先生只有一次与军种参谋长坐在一起，用较长的时间来了解他们的困难。

这件事大约发生在1956年3月在波多黎各召开参谋长会议的时候。

至于麦克艾罗伊先生，虽然我在他任职后不久，就建议他召开一些非正式的会议，但他从来没有给予参谋长们任何机会来认真讨论一些基本问题。

显而易见，他们俩人都喜欢从正式文件上，或从国防部副部长卡利斯先生的口中，或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海军上将和特文宁上将那里，间接地了解军种参谋长的意见。

与此同时，总统也不过问军种参谋长之间的争论。

他只依靠国防部长排解分歧。

曾经好几次有人向总统建议，要求他与军种参谋长举行非正式的会议。

他看来总是很乐以接受这一建议。

而且在1957年7月，当总统与我谈起这个问题时，他曾指示他的幕僚，每两个月召集参谋长们开会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