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任何人考察阿加托克雷这个人的行动与生涯[5]，就会察觉到他毫无或者很少可以归功于幸运之处。

因为，正如上面所说的，他取得了君权并不是依靠他人的好意，而是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在军队中逐级提升得来的；其后他继续保持这个地位，则是有赖于许多勇敢的冒着风险的决策。

但是，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能够称作有能力[6]的。

以这样的方法只是可以赢得统治权，但是不能赢得光荣。

不过，如果考虑到阿加托克雷出入危殆之境的能力和忍受困难、克服困难的大勇，我们就觉得没有理由认为他比任何一个最卓越的将领逊色。

然而他的野蛮残忍和不人道，以及不可胜数的恶劣行为，不允许他跻身于大名鼎鼎的最卓越的人物之列。

因此，我们就不能够把他不是依靠幸运或能力而得的成就归功于幸运或者才能。

在我们的时代里，当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期间，费尔莫市民奥利韦罗托[7]幼年时是一个无父的孤儿，由他的叫作焦万尼&iddot;福利亚尼的舅父抚养。

在他童年的时代，他的舅父就把他送到保罗&iddot;维泰利[8]部下当兵，希望他在保罗&iddot;维泰利的训练下，能够在军界里，取得显赫的地位。

保罗死后，他在保罗的兄弟维泰洛佐[9]部下从军。

由于他的机智和身强胆壮，他在极短的期间内就成为维泰洛佐军队中的第一号人物。

但是他觉得在他人底下服役是卑贱的事情，于是下定决心，在费尔莫某些市民的援助下（这些人认为奴役胜过他们国家的自由），并且在维泰洛佐的赞助下，要占领费尔莫。

因此他写信给焦万尼&iddot;福利亚尼说，因为离乡背井已经多年，自己希望回去探望他和故乡，并且稍为看看自己的祖产；他又说，他汲汲以求的，除了荣誉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为着使他的市民同胞知道他并没有虚度光阴，他希望由他的朋友和侍从组成一百名骑兵伴送荣归故里，他请求他的舅父从事安排，使他受到费尔莫市民荣誉的接待，而这一切不仅是他的荣誉，同时也是焦万尼本人的荣誉，因为他是焦万尼养育的孩子。

因此，焦万尼分毫不差地尽了对于他的外甥应尽的责任，使他受到费尔莫市的人们荣耀的接待，请他住到他自己的家里。

奥利韦罗托在那里过了几天，为自己将来的阴谋诡计作好了必要的秘密安排之后，他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邀请了焦万尼&iddot;福利亚尼和费尔莫市的一些首要人物出席[10]。

当吃过酒肴以及这种宴会所常有的其他余兴完毕之后，奥利韦罗托装模作样地开始发表某种重要讲话，大说特说教皇亚历山大和他的儿子切萨雷的伟大，以及他们的鸿图伟业。

当焦万尼和其他的人们对于他这个讲话作答之后，奥利韦罗托立刻站起来说，这些事情应当在较为秘密的地方进行讨论。

于是他自己退入一个房间里去，焦万尼和所有其他的人也都跟随他进去了。

可是他们刚要坐下来，士兵们就从密藏的地方涌上来，把焦万尼和所有其余的人统统杀了。

在这次谋杀之后，奥利韦罗托就跨上马背，在市里往来驰骋，把宫廷中的最高长官围困起来，使他们惊骇恐惧，不得不唯命是从，并且确认由他本人当君主的政府。

他把所有那些心怀不满可能加害于他的人们全部杀掉，同时颁布关于民政和军政的新的规章制度，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这样一来，他在保有这个王国的一年中，不但在费尔莫这个城市之内安全不过，而且使所有的邻国都害怕他。

但是，正如上面已经提过的，当切萨雷&iddot;博尔贾在西尼加利亚征服了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人们的时候，如果奥利韦罗托没有上博尔贾的当，他的灭亡就会象阿加托克雷的灭亡一样困难了。

因此，在奥利韦罗托杀亲以后一年，他本人以及他在善恶方面拜作老师的维泰洛佐一道被绞死了。

有些人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阿加托克雷和某些象他一类的人们，为人无限奸诈、残暴，后来却能够长时期地在他们本国安全地生活下去，能够保卫自己不受外敌的侵害，而且他本国的公民也从没有阴谋反对他们；而与此相反，其他许多人，依靠残暴的方法，甚至在和平时期也不能够保有他们的国家。

至于在胜败未卜的战争时期内就更不用说了。

我认为，这是由于妥善地使用或者恶劣地使用残暴手段使然。

如果可以把坏事称为好事的话，妥善使用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自己安全的必要，可以偶而使用残暴手段，除非它能为臣民谋利益，其后决不再使用。

恶劣地使用的意思就是说，尽管开始使用残暴手段是寥寥可数的，可是其后与时俱增，而不是日渐减少。

采取上述第一种办法的人们，如同阿加托克雷那样，由于神与人的帮助，对于他们的地位会获得某种补益，而采取另一种办法的人们却不可能自保。

由此可见，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审度自己必须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并且要立即毕其功于一役，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搞下去。

这样一来，由于不需要一再从事侵害行为，他就能够重新使人们感到安全，并且通过施恩布惠的方法把他们争取过来；反之，如果一个人由于怯懦或者听从坏的建议不这样做，他的手里就必需时时刻刻拿着钢剑，而且他永远不能够信赖他的老百姓，而由于他的新的继续损害，人民不可能感到安全。

因为损害行为应该一下干完，以便人民少受一些损害，他们的积怨就少些；而恩惠应该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以便人民能够更好地品尝恩惠的滋味。

总之，君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应该在人民当中生活，以免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不论是好的或者坏的，迫使自己改弦易辙[11]，因为如果这种变革的必要性是在不利时期发生的，这时你采取严酷手段就太晚了，而你作好事也帮助不了你自己，因为人们认为你是被迫如此，你是不会因此得到任何的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