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下，灾难已经告一段落，古老的土地宣布要向世界开放，而且立即在经济上动了起来。

但我觉得，这最终应该成为一个文化事件。

因为如果不从精神价值上与世界对话，一切努力都可能成为镜花水月。

而且，到时候会是破碎的镜，有毒的花，浑浊的水，昏暗的月。

怀着这种深深的忧虑，我做了很多事情。

先是花费八年时间集中钻研世界十几个国家的人文典籍，与中国文化对照，写成一本本书出版。

后来又被自己所在学院的同事们选为院长，由于做得不错，被上级部门看中，一时仕途畅达。

这一切，使我的个人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我对中华文化的忧虑。

一九八九年之后，这种忧虑越来越重。

于是，出乎众人意料，我突然辞去一切职务，也离开了原来的专业领域，形影孤单地向荒凉的原野走去。

&ldo;在这样的官位上你还是全国最年轻的，当然也最有前途，为什么辞得那么坚决?&rdo;三位领导者一起找我谈话，这是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怕说了真话有&ldo;故作深刻&rdo;之嫌，只好浅薄地笑一笑，摇摇头。

两位老教授找上了我，说：&ldo;已经是我们这个领域的顶级学术权威，而且会一直保持下去，这多不容易，为什么硬要离开?&rdo;

我还是笑一笑，摇摇头。

几个老同学更是竭力阻止：&ldo;这年头多少文化人都在忙着出国深造，谁像你，打点行装倒着走?&rdo;

我又是笑一笑，摇摇头。

我知道，自己这么做，确实违逆了当时身边卷起的一股股大潮。

违逆着做官的大潮、学术的大潮、出国的大潮&ldo;倒着走&rdo;，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肩膀摩擦着千万人的肩膀，一个人的脚步妨碍了千万人的脚步，总是让人恼火、令人疑惑的。

我只管在众人的大呼小叫中谦卑躲让、低头赶路，终于，发觉耳边的声音越来越少。

怯生生地抬头一看，只见长河落日，大漠荒荒。

二

这次独行，与半山藏书楼时的情景已经大不一样。

当年只是天下困顿，躲在一角猜测猜测黄帝的传说，而现在，一种有关中华文化命运的责任，实实在在地压到了自己肩头。

我看到，中华文化突然出现了新的活力，但是，它能明白自己是谁吗?它的明天会怎么样?

这么一个大问题，突然变得急不可待。

在我之前的一百年前，中华文化濒临灭亡，也全然忘了自己是谁。

有几个中国知识分子站出来，让它恢复了记忆。

记忆一旦恢复，局面就全然改观。

这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不是通过中国文人所期盼的方式，例如创立学派、发表宏论等等，来做成事情的，而只是通过实物考证和现场踏勘，平平静静让一两个关键记忆慢慢恢复。

他们恢复的关键记忆，与夏商周有关。

夏商周!当年我离开半山藏书楼下山时，割舍不下的正是夏商周，现在绕了一大圈，又接上了。

我心中，闪现得最多的是那几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奇怪面影，他们几乎成了我后来全部苦旅的最初动力。

因此，我要腾出一点篇幅，比较详细地说一说他们。

顺便，也弥补了我搁置已久的夏商周。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