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13日，当他在上海写下《四寄北方青年》一文时，与&ldo;七七&rdo;事变相距已不足四个月，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即将被日本的炮火中断&bdo;但他知道外患终究会成为过去，他希望&ldo;救国&rdo;只是一个暂时的表述，不是一种做不完的工作，更不希望&ldo;救国&rdo;成为中国人代代世袭的工作，总要使我们的国家有不用再救的一天。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中心问题仍是现代化，我们不能只顾及眼前的利害，而忘记我们的根本使命。

他引用当时一位北平青年的来信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语：今日的中国，需要一种新运动，需要一种现代化中国的新运动。

中国现代化是独立自主的基石。

中国是一个全世界无匹地大人多的国家，因此，中国现代化的责任，不仅政府要负，一般国民，知识分子，尤其青年中的知识分子，更得去担负。

政府应该有胆量有计划的，把这种责任交给知识阶级，而知识阶级也应该有勇气有远见有本领的负起这个大的使命。

科学运动，工业建设，消灭文盲，改良农业，成了今曰中国迫切的工作。

政府要来做，知识分子更得艰苦的来做，而青年将是这条道路上最有效力的工人。

显然，他是认同这些观点的。

他也重视那些与他不同的观点，有误会的给予解释，不能同意的继续深入讨论，深化自己的思考。

在关于&ldo;联合战线&rdo;、&ldo;团结建国&rdo;等问题上，他与左翼青年都有很多分歧，年轻的顾准当时就曾化名给他写信，解释共产党在&ldo;西安事变&rdo;中的态度。

他把信附人自己的文章中，并阐明自己的真实想法。

无论持有怎样不同的政治立场。

在共同的民族危机面前，他们都在寻找共识，寻找民族生存之路，同时又并不因为要救国，就把彼此之间的分歧遮掩起来，而是公开地讨论，把各自的观点、论据、分析都一一呈现在阳光下面。

哪怕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样的方式、这样的态度本身，或许比讨论的内容还要令我们这些未能身历那个时代的人产生更多的感慨。

一个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还能够以充分的理性直面不同的观点，付诸公开的讨论，这个民族就不会灭亡，因为它一定可以找到自救之路，这样的&ldo;牛&rdo;是&ldo;老鼠&rdo;吃不下去的。

抗战前夕的渐进民主论

1936年冬天到1937年春天，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危机日近一日，《大公报》后起之秀王芸生在上海写下六封给北方青年的公开信，风行一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中1937年5月18日写的《六寄北方青年》，首先谈的就是民主问题：&ldo;deocracy这个词，从希腊语源上，应该译作&lso;平民政治》，它的定义亦可以此四字尽之。

这个名词及其运动，都发源于希腊，在历史的演变上却形成不同解释及方式。

在大陆上是一种形态，在英国及美国又各有不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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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引用威尔逊的话说：&ldo;近代的德谟克拉西和罗马或希腊时代的德谟克拉西是具着极不相同的形态，而它们所根据的原则。

更有天渊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