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他的病况已不轻，不大出门了，饮食也只靠浓汤或稠粥以争取营养；又因刚做过化疗电疗，他常常还不太肯吃。

一天我出差回来，他有几位老友到家探望，我进门他又问：“有乜古仔讲我地听？”

我看到桌上的浓汤完全没有动过，就说：“您先喝了汤，我放好东西再说！”

他像小孩子一样不依：“汤我一会儿会饮，你先讲出差的见闻。”

他的老友提醒我他半天不吃东西，于是我坚持：“您先喝汤，我再报告。”

他十分不愿意，但最后还是喝了汤，然后催促我讲故事。

这种急于求知求听新事物的心，当是他的老记本色。

这也是为什么他八七高龄，到去世前脑筋还是那么活跃的原因。

阿爸另一个可爱处是开明民主，不论你辈分多低，只要讲的有道理，他都会听。

他在家里没有一家之主的架子，容许儿女自由发挥意见而不以为忤。

我们在家习惯辩论，阿爸从不会以为被子女后辈冒犯，总是论理论道。

阿爸拥护共和党，佩服李光耀，而纪安则推许民主党，我们对李光耀极有意见。

闲话家常，陈家辩论政治政见，习以为常，有时外人反而看得过意不去。

记得有一次戴天在座，饭后如常高谈阔论，戴天在旁频说：“你们怎可以这样对老人家呢？应该让他一点嘛！”

谁知他们父子兄弟正乐在其中。

我翁姑都极富幽默感，朋友都视与他们聊天为赏心乐事。

朋友若知道我甚至常与翁姑笑谈旧男友的往事，就可体会到他们的开明，就不说他们的年纪，不论他们出身于旧时代旧文化，翁姑的开明民主，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就以新一代的标准也是少见的。

认识阿爸的人，都知道他最关心政治和世界大事。

这除了是记者和报人的触觉和使命感使然外，也出于他的爱国情怀。

他那一代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见证，在殖民地的澳门和香港生活过，而那些年头殖民地的人民是被欺压的，他深深体会到国家积弱不能出头，人民就会受苦。

他也亲历日本侵略中国，遍地生灵涂炭的惨痛。

抗战时期，他的爱国还是付诸行动的。

在今天看来，阿爸是一个极端的爱国主义者，更是毫不保留的反帝国主义者。

他与子女常常有政见上的不同，但他的子女是极崇拜他的，虽然他的政见极端，但子女都为有位爱国的父亲而骄傲。

家翁在一九九七年十月廿一日，因食道癌而病逝加州屋仑的凯撒医院，留下他一生的传奇故事，以及我们对他永远的思念。

这篇文章还未动笔阿爸就过世了，这是我对他最后的抱歉和遗憾。

文章写成，也是我对他最真诚的敬礼。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初完稿

周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