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六种动机，最为恶劣的是第五种，最不可能的是第二种。

想当年汪精卫参加革命，谋刺清摄政王事败被捕入狱，尝作诗&ldo;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rdo;其大义凛然，可与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并美于世。

说他是贪生怕死之徒，实在毫无根据，也不令人信服。

在沦陷区，民间曾流传过这样的故事：汪赴日和谈前夕，交卫士一把手枪，&ldo;如看到我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即拔枪把我打死！

&rdo;这个故事不论是真是假，都说明&ldo;怕死&rdo;是站不住脚的。

他要是坐在大后方跟着大伙儿高喊抗战，则中国是赢是输，总也轮不到他汪精卫有生命之虞。

倒是他选择的那条路，处处埋伏着杀机、险情，非软骨者敢走。

第五种也难以成立。

汪精卫固然亲日，但毕竟是中国人。

他的日本情结，与孙中山一样，源自在日本宣传革命、组建同盟会的经历。

这种亲日情结，不但汪氏有，蒋介石也有，其他国民党元老也几乎都有。

汪氏的亲日，为他对日议和提供了坚实的背景，却未见得一定要站到日本的立场上，死心塌地与中国为敌。

否则，他完全可以&ldo;代表中国&rdo;向日本投降，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出卖中国的利益、主权，而不至于跟日本讨价还价，力争中国的领土完整、要日本无条件撤兵。

从最基本的人性角度来说，仇恨自己民族的人实在反常和罕见。

也许汪精卫正好是这种人，但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

至于&ldo;负气出走铸成大错&rdo;，从他秘密出走河内，到成立南京政府的整个过程来看，其周密和审慎，绝非起于一时的意气用事。

他到河内发出主和的&ldo;艳电&rdo;，仍不是没有退路，蒋介石派人送来护照和经费，希望他到欧洲游历，或干脆回重庆再任要职，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实在劝不回头才让特务暗杀。

就算是出于负气，如果没有深思熟虑作底，亦即没有其他更深刻的动机，断不至如此。

而&ldo;领袖欲&rdo;，他已贵为国民党副总裁，其言行举止足以影响中国的政局。

他一生几经浮沉，深知政治的无常，战乱中的领袖尤其难为和难当。

就在他离开重庆前不久，和蒋介石最后一起用餐时，他还提出要对南京、上海的失守负责，国民政府应总辞以谢罪天下。

蒋忿极，认为这才是最不负责任的行为，起身拂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