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等嫩肉晒黑，我们就暂时改行，吃抬工钱去了。

本镇正在建厂，需动力电，镇劳动站就抽调拉车的、打铁的、做砖瓦的、烧窑的、拉锯的，选他们中间那些身强力壮的，近五十人，编成抬工队，去青白江区（属成都市郊）抬电线杆。

罗师傅被选入抬工队，我虽然身不强力不壮，也只得跟着去。

抬工们怜悯我太瘦弱，不让我抬，只叫我同三位打杂的壮妇一道跟着走，上坡下坎，过桥涉水，从旁扶助那些桩子欠稳的抬工。

做的是辅助性的小工，拿的是抬工的大价钱（每天两元一角），问心有愧，第二天我坚决要求做了抬工。

别的抬工嫌我差劲，不愿同我联杆对抬，有个年轻的抬工还整我，趁我弯腰蹲下去准备上肩的时候，他猛地一下直起身来，让抬杆将我压翻在地，砖瓦窑的黑胖大汉杨季火就叫我去同他联杆对抬。

杨季火是本镇有名的莽汉，不识字，老光棍，酗酒成癖，饭量惊人，力气极大，腿比我的腰粗，勇于斗殴，打架曾经咬掉别人一只耳朵。

看见他的尊容，我就想起《水浒》上的没毛大虫牛二，暗自畏怯。

他把那个整我的年轻人训斥一番，然后对我说：“我们两个一文一武，我不会让你吃亏。”

他将套在抬杆中央位置上的绳圈往他那一头移动两三寸，这样就减轻了我肩上承受的重量。

每逢我们走到险处，他察觉我桩子不稳，两腿颤抖，总叫我伸出手臂去搭在他的肩膀上，以便有所攀援。

我们多次横涉稻田，水深没膝，遇到翻越田埂，他总放矮桩子，一腿跪在田埂上面，让我先跨过去。

尽管有杨季火的照顾，十六个人抬那重量超过一吨的水泥电线杆，于我毕竟是太重了，弄得我非常狼狈，多次踩虚脚，跌倒在池，腿上胫上碰得伤痕累累，下唇碰破流血，发生进口危机。

我的两肩，前些日子拉锯时晒脱皮露出的红嫩肉，如今又被压肿，进而压青压紫，最后压烂溃脓。

“遭孽，文人落难！”

我听见杨季火对别人这样说。

此话当时属于反动言论。

杨季火是文盲，不知厉害，所以这样瞎说。

起自青白江区的桥梁厂，终至城厢镇的钢锉厂，以直线计，约有七公里的路程。

抬完了这一路的电线杆，抬工队又动手挖窝，竖杆，架线。

前前后后，忙了五十多天，都有我在。

其中有一天就是“五一六”

。

查当时的日记，这一天看来也平平常常，在我。

这一天天刚亮我就醒了，急急忙忙吃了母亲为我煮的早饭，便往正在修建的钢锉厂跑去。

在那里，我和别的抬工乱纷纷地踏着车轮爬上两辆货车，双臂撑着，翻跨入车厢内。

人到齐后，两辆货车相继驰向青白江区的桥梁厂。

货车厢内当然没有座位，抬工们都站着，彼此攀肩附背，一任簸来簸去，正好相撞取乐。

一个爱说笑话的抬工忽然吼叫：“簸箕街到了！”

惹得大家轰笑。

簸箕街是成都市区一条热闹的大街，大家都熟悉的。

一个烧窑工，小名熊二娃，其实已经是个老大爷了，他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被呼为“安禄山”

。

还有个砖瓦工，戴眼镜的，视力不佳，被谑呼为“珍宝岛”

。

他姓曾，说话很“宝”

，走路常跌倒，故名。

这一群快乐的抬工都属下层百姓，挺能吃苦耐劳。

他们说起笑话来，无所顾忌，就是不肯议政。

严酷的政治运动，闭塞的社会生活，粗俗的文化趣味，天长日久，养成他们怕官怕斗，知足常乐，休谈国事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