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镇白铁社有人锤制一顶白铁高帽子，重达二十一斤，戴着等于顶一桶水。

造反派倒霉后，对立面翻起来，上面追查铁帽事件，说此帽是用来追害本镇革命干部的刑具。

被追查者理直气壮，抗辩说：“我这是做给流沙河戴的。”

上面立即停止追查。

16．一红一黑

故乡小镇有两位年轻人，一红一黑，1966年秋前和秋后，与我各有一面之缘，使我至今不忘，想起他们，心中难受。

红的那一位姓张名友洪，共产党员，转业军人，在镇政府分管民兵与保卫工作。

他走路挺着胸，甩着臂，目不斜视。

穿一条亮膝的短裤，英姿雄态，仍保持看军人作风。

为人正派，声誉很好。

如果不发生文革的噩梦，他可能有一条美丽的前途。

我去镇政府取钱，认识了他。

省文联遣返我回原籍，给了我一笔钱，由镇政府代管——实际上是由他代管。

那年秋前，何洁在成都决意学缝纫。

我去找张友洪取钱，寄给何洁买缝纫机。

两次去镇政府，他都不在。

第三次是他到木器家具社来找我，我跟着他去镇政府。

镇政府内，庭院深深，回廊曲曲，幽静宜人。

转了许多弯，进了许多门，走到他的住处。

他入室去拿钱，让我站在室外，也不叫我进去坐坐，更不问长问短。

九年来一直被孤立，我已养成“君子自重”

，决不和人攀谈。

瞥见他室内有有线广播设备，我退得远远的。

这玩艺儿弄不好要惹麻烦，我怕。

他走到室外把钱交给我，彬彬有礼，但不说话。

他的脸色是和蔼的，看得出来不敌视我，不同于镇上其他工作人员。

我对他的印象很好。

这样的人竟做出了胆大包天的事情！

成都的红卫兵来点火，本镇的红卫兵也“跟着洋人造反”

，贴大字报啦搜查人家啦闹得乱翻翻的。

谁不知道这些小将人小鬼大，他们是奉天命造反的，后台硬，惹不起！

有一些聪明的共产党员不怕老百姓，只怕红卫兵；不怕红卫兵，只怕“紧跟”

不上；不怕“紧跟”

不上，只怕纱帽不稳。

还有一些清醒的共产党员看在眼里，忧在心里，说在嘴里，就是不敢堂堂正正站出来碰一碰那些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