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捕人之举不但是全县规模的，而且是全省规模的，全国规模的。

一次运动捕人之多，超过四人帮时代。

白日埋头做箱，不想什么。

黑夜为忧伤所煎熬，我便译书遣愁，有友人赠美国中篇小说《混血儿》一册，且弄来译译吧。

每夜译出一段，翌日即被堂妹索去阅读。

于是夜夜必译，历四十夜而译完全书。

想不到五年后还能出版，成为我归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

书译完了，《史记》三读完了，还得找些事情来混混，于是每夜继续编英语课本，默抄唐诗宋词，用以教鲲鲲。

后来又教堂妹的小儿阳阳和老侄的小儿建章夜学英语。

1977年秋冬之交，堂妹家中灯下，夜夜书声琅琅。

堂妹之母大婶感叹说：“这才像个读书人家了！”

这时已不再禁止百姓家读书求学，显然是一大进步。

还有呢，窗口对面那一对恶邻造反派夫妇也不再打骂我了。

我仍旧处在半失业状态。

钢锉厂的产品质量低劣，锉具卖不出去，包装锉具的木箱自然也不需要那么多。

我常常失业，原因在这里。

若是让我放手做箱，像1977年8月份那样，半天我也不肯休息，结果挣来五十五元五角。

从1966年到1978年在木器家具社的十三年中，这是我的最高月纪录了。

可惜只有那样一次。

八月份以后又一蹶不振。

总是这样，钉着钉着，钢锉厂的绰号“英国人”

的张国靖走来了，直摆手说：“别做啦，老余。”

他知道我家很困窘。

可是他的库存木箱已够多了，只得叫我停做。

我总是一笑凄然，二话不说，锁了工具，去圆盘锯工作台旁和老陈讲笑话，偶尔发发牢骚。

老陈总是低声说：“有困难，开声腔。”

我几乎月月都要向他借钱，少则两元，多则五元。

有一次我同他正在发牢骚，叹人间的不公平，掌墨的黄老师走来听见，从旁插嘴。

他读过很多线装书，总爱旁征博引。

这一次他引来明代某文人的感叹：“诗书误我！

我误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