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给机关以应有的赞扬：在演说家的讲话、剧院的演出和妇女服装式样都像是从传送带生产出来的时代，逮捕方式还能使人感到一些多样性。

你被带到工厂出人口的一旁，在你用通行证确证了自己身份以后‐‐你就被抓走了;你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被从军医院抓走（安斯&iddot;伯恩施坦），而医生却并没有对你的逮捕表示反对（他反对试试!）;你直接从手术台上、在做胃溃疡手术时被抓走（h。

&iddot;沃罗比尧夫，边疆区国民教育局督学，一九三六年）‐‐半死不活地，全身是血，就被送进了牢房（卡尔普尼奇回忆）;你（纳吉亚&iddot;列维茨卡妮）要求会见被判刑的母亲。

给你会见!‐‐而这却是对质和逮捕!你在食品店被请到定购部去，在那里就把你逮捕;逮捕你的人是你看在基督面上让他在家留宿了一夜的朝圣者;逮捕你的是来抄电表的电工;逮捕你的是在街上与你相撞的骑自行车人;铁路乘务员、出租汽车司机、储蓄所职员和电影院管理人员‐‐所有这些人都会逮捕你，你只是事后才会看到藏得很好的深红色证件。

有时，逮捕好像是一种游戏，在这上面用了多少过分多余的奇思巧想，花了多少吃饱了没处消耗的精力，其实，不这样做遭难者也不会作什么抵抗的。

是否行动人员想这样来显示自己的工作，来为其众多的人数进行辩解。

其实看来只需给所有预定要抓起来的家兔们分送去传票就够了‐‐他们自己就会在指定的时刻带着小包裹走进国家安全机关的黑色铁门，以便在给他们预定好的牢房里占有一席之地。

（对集体农庄庄员正是这样逮捕的，难道还需要夜间穿过荒郊野地上他家去?把他叫到村苏维埃去逮捕起来就行了。

粗活工人一般是叫到办公室去逮捕。

）

当然，任何机器都有自己的吞进额，超过这个定额它是办不到的。

在紧绷绷满腾腾的一九四五‐‐四六年，那时一辆一辆的军用列车从欧洲开来，需要一下子把它们全部吞进并送到古拉格群岛去，‐‐这种花样丰富的游戏已经没有了，理论也大大地褪色了，举行仪式用的羽饰也丢光了，结果几十万人的逮捕弄得像于巴巴的点名：拿一张名单站在那里，从一列车里喊名叫出来，再关进另一列车去，这就是逮捕的全貌。

我国几十年政治逮捕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被抓起来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因此也就是不准备作任何抵抗的。

造成了一种谁都是在劫难逃的共同感觉，一种不可逃脱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手掌的观念（在我国的身份证制度下，这是符合实际的）。

在逮捕流行病蔓延时期，人们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向家里人告别，因为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连那个时候，他们都几乎没有人逃跑（只有少数人自杀）。

这正合需要。

驯羊狼好啃。

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还由于对逮捕流行病的机制不了解。

逮什么人，不碰什么人，机关往往没有切实的选择依据，而是为了完成控制数字，凑齐数字可能有一定规律，也可能带有完全偶然的性质。

一九三七年有一名妇女到新切尔卡斯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待站去，询问如何处理她被捕邻居的没有奶吃的乳儿。

那儿的人对她说：&ldo;清等一等，我们查一下。

&rdo;她坐待了两个小时光景‐‐就从接待站被抓走送进了牢房：正急需凑满数字，可是又派不出那么多工作人员到全城去抓，而这一位已经自己送上门来!相反，住在奥尔沙附近的拉脱维亚人安德烈&iddot;巴威尔，内务人民委员部上门去抓他，他不开门跳窗户跑了，一口气逃到西伯利亚。

虽然他用自己的真名实姓住在那里，而且证件上写得清清楚楚，他是从奥尔沙来的，他却始终没有被关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