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多托夫‐‐六十六岁，而他的工程师的工龄比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大十一岁。

他在俄国所有的纺织工厂里都工作过，（这样的人多么可恶，多么想把他们赶快甩掉!）在一九0五年，他放弃了莫罗佐夫手下的厂长职位，丢掉了高工资，宁可去参加抬着被哥萨克屠杀的工人们的棺材进行的&ldo;红色葬礼&rdo;。

现在他体弱多病，视力很差，晚上不能出门，连看戏也不能去。

是他们‐‐准备了武装干涉?造成经济崩溃?

察尔诺夫斯基接连许多年都没有空闲的晚上，他那么忙于教课和新学科研究（生产组织、合理化的科学原理）。

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保留了那些年代的理工教授的形象，他们正是这样的一些人：晚上，准备毕业论文的、搞设计的学生们、研究生们纷纷去烦扰他们，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他们才能回家。

要知道在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全国只有三万个这样的人‐‐他们恨不能分成几瓣!

他们准备引起危机?他们为了得到点小恩小惠而进行间谍活动?

拉姆津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老实话：&ldo;暗害的道路是与工程师们的内部结构格格不入的。

&rdo;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克雷连科强迫被告躬身自责，承认自己&ldo;缺乏知识&rdo;，政治上&ldo;无知&rdo;。

因为政治‐‐这是比任何金属学或锅轮机制造学要难得多、高得多的一门学问!‐‐因为在这方面无论脑瓜子、无论文化水平都帮不了你的忙。

不，请回答吧‐‐你是抱着什么心情迎接十月革命的?‐‐抱着怀疑态度。

‐‐那就是说，一开始就敌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克雷连科提出一串理论问题去难为他们‐‐可是我们却通过他们符合人之常情的（不符合角色的台词的）几句平平常常的失言，稍稍看到一点核心的真相‐‐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整个气泡是靠什么吹起来的。

工程师们在十月变革中首先看到的是‐‐混乱（三个年头确实只是一片混乱）。

他们还看到‐‐最普通的自由权利的被剥夺（这些自由权利后来永远没有恢复）。

工程师们怎么能够接受工人的专政‐‐接受他们在工业中的这些缺少专门技能、既不懂生产的科学规律也不懂它的经济规律的帮手们的专政呢?‐‐但这些人却占据着领导工程师的主要地位。

为什么工程师们不该认为由那些能合理地指引社会事务的人来领导社会是较为自然的社会结构呢?今天的社会控制论，除了未涉及对社会的道德领导之外，‐‐难道不正是导致这个方向吗?难道那些职业政治家们不是长在社会脖子上妨碍它的头部自由转动和双手自由动作的疖子吗?为什么工程师们不能有政治观点呢?因为政治‐‐这甚至不是一种科学，这是一种任何数学工具不能表述的经验领域，而且还是受到人的利己主义和盲目欲望影响的一种领域。

（察尔诺夫斯基甚至在法庭上说：&ldo;政治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还应当以技术的结论为指导。

&rdo;）

军事共产主义的野蛮压力只能使工程师们感到厌恶，一个工程师是不会参与荒谬事情的‐‐所以在一九二0年以前，他们大多数人无所作为，尽管过的是洞穴人似的贫苦生活。

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工程师们积极地参加了工作：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当局变得通情达理起来了的一种征兆。

但是，客观条件变了：工程师们不仅被看成是一个可疑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甚至没有权利去教育自己的子女;工程师们不仅得到比自己对生产的贡献低得难以计量的报酬，而且，一方面要他们对生产成效和生产纪律负责‐‐同时又剥夺了他们维持纪律的权利。

现在任何一个工人不仅可以不执行工程师的命令，而且还可以不受惩罚地侮辱他，甚至打他‐‐而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者，工人总是对的。

克雷连科反驳说：&ldo;你记得奥尔登博格尔一案的审判吗?&rdo;（意思是你看我们是怎样保护过他。

）

费多托夫：&ldo;不错。

为了引起对工程师处境的注意，当时需要丧失一条生命。

&rdo;

克雷连科（大失所望）：&ldo;当时的问题并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