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还在。

民歌还在。

她们唱了喀秋莎，唱了山楂树，唱了红莓花开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晚。

我不用书名号因为这就是她们唱的内容与心情，而不仅是歌曲题目。

她们唱的却又有很大的不同，更接近民歌的原汁原味，节奏一样，旋律颇有区别，十分欢快活泼，接近说话‐‐诉说‐‐呼唤，似乎这些歌曲并没有固定的乐谱。

这使我想起了延安，同年五月在延安旁的安塞县听到的革命歌曲，也都向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爱情&ldo;酸曲&rdo;上回归。

尤其是她们唱的《有谁知道他呢》，韵味悠长，纯情无限，天真无邪。

一面唱一面轻轻摇着身体，像是微风中的花朵。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她们的歌声直出直入，无装饰无表演无技巧，自语自叹，却又俏皮谐谑，灵动随意。

每句词都是以啊、呀、nia、lia、达、掐押韵，比中文词唱起来动人得多开放得多也热烈得多。

这样的歌声是无法抵挡的，声声入耳入心，令人心荡神迷，难以自已，挥之不去。

事隔数周，我至今一闭上眼耳边就有她们的&ldo;有谁知道他呢&rdo;响起。

中文中的&ldo;呢&rdo;字，很难唱出效果来。

我想起了1953年十九岁时候的冬季，那是唯一的一季冬天，我每周到什刹海冰场滑冰。

可惜每周只休息一天。

那是我陷入初恋的一年。

那是我开始写作的一年。

那是我欢呼祖国的&ldo;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rdo;的开始的一年。

那是我每日每时都充盈着想象和感动的一年。

所以我在作品中多次渲染与歌唱过十九岁。

我在什刹海冰场上听到原汁原味的苏联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演唱的《有谁知道他呢》。

我还知道这个合唱团是根据斯大林的意思建立的。

没有办法，在宇宙饭店的雪球树餐厅听到的演唱给了我十九岁在滑冰场上的感觉。

没有办法，苏联就是我的十九岁，就是我的初恋，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

我告诉崔建飞，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知道苏联已经&ldo;变修&rdo;，已经成为我们的&ldo;敌人&rdo;的时候，我感到的是撕裂灵魂的痛苦。

这种痛苦甚至超过了处决我本人。

本人处决了理想和梦还在，而苏联变修了呢？世界就是这样崩溃的。

现在说起来未免无趣，老掉了牙，没有什么出息，不像男子汉哟！

而在她们唱起雪球树的时候，我更加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苏联不存在了，但是雪球树还在，《有谁知道他呢》还在，红莓花儿还在，俄罗斯姑娘的头饰与衣服花边还在，她们的天真与微笑还在，比&ldo;时代的荣誉、智慧和良心&rdo;（苏联共产党不断自诩的一个套话）更天长地久。

我赶紧布置要给她们小费。

我毕竟是跟上了时代。

艺术与小费不沾边，友谊、青春、爱情与梦里都不包含小费。

然而，艺术的创造者传达者是人，艺人是在乎利益的，俄罗斯的唱歌的姑娘们是不拒绝小费的。